重游剑桥（第2/2页）

牛津与剑桥，在历史上有对立之姿态，有时也参与了些幽默之成分。我初决定来剑桥时曾对毕业于牛津的一位朋友说起。他的反应乃是：“也算不坏，只是掌中的第二指！（Not bad，the second best！）”剑大的朋友当然也不肯服输。他们则指出牛津只能培养循规蹈矩之士。特立独行有创造精神之人物多来自剑桥。牛顿即在剑桥工作而享盛名。英国内战时圆头党领袖克伦威尔即曾为剑桥学生，而且他家在封廷登（Huntingdon），距此只十余英里，因之剑桥成为了他的根据地。国王则设大本营于牛津，更使这两座大学城之对立，由来有素。剑桥值得骄傲的尚有发现血液循环之哈威（Harvey），以二十五岁任首相主持拿破仑战争之庇特（Pitt），倡言劣币必驱逐良币的桂升（Gresham）。今日各国理财者都熟悉以举债刺激经济之成长，始作此说的凯恩斯（Keynes）也是剑大的学生，也曾任教职员。达尔文也曾在剑桥下榻。宗教革命期间人本主义者依拉斯摩司（Erasmus）也曾在此就学。

每一学院人数不多，校友们一般情谊弥敦。除了捐助基金之外，也有校友义务替母校任劳之事。当李约瑟博士任院长期间，凯思书院之庶务长Bursar即为二次世界大战时英国空军副元帅之一。以一个曾立战功的高级将领退休之后管理油盐柴米之事，实属罕闻，恐怕只有英国人才有此精神。

我们在美国大学每逢举行毕业典礼时总听到司仪官高唱某某等人学业完满应授予博士、硕士、学士等学位，并赋予传统上之特权（privilege），也算得是依样画葫芦。可是偶一问及所谓特权何在，却又彼此茫然。我到剑桥之后才知道以上纯系抄袭英国之成例，而在剑桥，其特权却实有其事。我在1972年因研究须向剑大图书馆借书，按成例携书外出限于本校获有文学硕士学位者，我的美国学位不得算数。于是李公与凯思院务会议商量并且通过剑大，授我“同文学硕士”之头衔。因之我不仅可以向图书馆借书，而且可以终身在凯思之餐厅用餐，每学期可以一餐不必付费。而且至今十八年，每年我仍收到凯思书院之邀请参加他们的年会及发给之同学录。

剑桥并非毫不变更，只是在质量上逐步改变，通常表面上不露痕迹，前已言之。即以我们十八年之经历，街上之鹅卵石起先代之以沥青，最近又遍铺防火砖，也是前后不同。不过他们今日掘地五尺，明日修街一丈，总在循序渐进而已。而在某些地方，即此十八年内已令人有沧海桑田的感觉。1972年初来时，凡院长不在之日，书院不仅锁闭侧门，即正门也关闭，而在大门之上开一小门，“初极狭，才通人”，要仔细跨步才能进出。这仍是承袭中世纪之传统，总怕山中无老虎，猴子称霸王，一般学生淘气滋事。而且晚餐时教职员席位较学生座位高两尺。先生饮酒，学生喝水，菜肴也不同，使人想起“有事弟子服其劳，有酒食先生馔”的规例。并且男女有别，虽院长夫人无法参与。1987年我们来此时例规已大改，凯思书院男女同校早已成为事实，女生并与男生共宿舍。教职员晚餐时内子也被邀，我告诉她此为数百年之所未有。当晚学生仍在低座，饭未吃完，他们与她们已在互相摩肩抵掌大作昵俪之状，此绝非中世纪书院创办人所可梦想者也。

李博士不能反对新潮流。他在半个世纪之前即鼓吹中国科技独到的地方，在旧世界观的环境里不免孤掌难鸣。他又倡言中国之走上社会主义之道路无非想避免欧洲工业化过程中所犯的错误，于是极表同情，在当日也有离经叛道的倾向，不能见容于主流。凯思餐厅有前任院长之油画像，个个都是欧洲学生服的装束，独有他的衣饰为中国式之长袍，纽扣在右肩。他在凯思院长任内首让学生列席院务会议，也等于承认平民参政。

可是这次来剑桥看到李公以九十高龄靠手攀椅来往，目力也已衰退。我自己也已由中年而入暮年。以前来此六次，今后尚有第七次与否至为可疑。所以和内子去以前租赁的房屋处巡视一次。我们也记得当日刚到英国，五岁的孩子突发高温，无药可施，又因为英国医药已社会主义化，也无医生外诊，因之终夜徘徊，幸赖李公令他的高足也是凯思校友白乐地医生（Dr. Brody）来访，才顿释疑惧。凯思附近的小菜场与谷米市场为邻，也是我读书有疑难时走步思量的地方，这次也追踪往迹走马观花地巡视一周。再回头入凯思校园，看得一切如旧，内中之整饬且胜于往日之经济低潮时。树下之蔷薇花也盛开。只有K-2学士室为李约瑟博士和李夫人鲁桂珍博士研讨中国古籍的地方，门扉深锁。从窗户上透视过去，则文具纸张若干古籍及旧时影片俱在，并有悬额大书“人去留影”四字。我不敢自作多情，说什么到此踌躇不能去，可是也不愿再逗留。回想我们恣意翱翔于空间已算是得天独厚，十八年间前后来此六趟已是缘分不浅。当然不能再奢望时间也为我们驻留，或者我们与八百年的剑桥同寿了。

1990年10月11日《中时晚报》时代副刊

1990年10月13日《时报周刊》二九四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