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侃：末代醇儒，才与天高（第2/5页）

戴季陶当场被奚落，很是尴尬，但又无可奈何。

1908年的一天，陈独秀来到东京民报社，拜见章太炎。这时，正值章的弟子黄侃、钱玄同在座，听到有客人来，他们就到隔壁的房间去。可是隔着两扇纸拉门，主客的谈话还是可以听得一清二楚。主客谈起清朝汉学的发达，列举段玉裁，戴震，王念孙、王引之父子等人，多出于安徽、江苏两省。后来，话题不知怎么一转，陈独秀忽然提到湖北，说那里没有出过什么大学者，章太炎也敷衍道：“是啊，没有什么人。”这时，隔壁的黄侃忍不住了，大声喊道：“是谁在那胡说呢，湖北固然没有学者，然而这不就是区区；安徽固然多有学者，然而这也未必就是足下。”主客一听，都非常扫兴。不久，陈独秀就告辞了。无巧不成书的是，黄侃回国之后，在北京大学中国文学门（系）当教授。1917年，陈独秀受校长蔡元培之邀，也来北大当文科学长。两人因而成为同事。陈独秀以北大为阵地，主办《新青年》，宣扬白话文和新文学，倡导新文化运动。黄侃也不甘示弱，主办《国故》月刊，倡导国故，企图与《新青年》相抗衡。陈、黄二人各自成为新旧两派的首领，展开了轰轰烈烈的论争。

其实黄侃同陈独秀的恩怨还不算什么，“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被黄侃骂得最惨、取笑最多的当属年纪轻轻便“暴得大名”的胡适大博士。胡适和黄侃同在北大任教，但两人分属新旧阵营，素不相识。黄侃每次见到胡适，总要嘲讽、奚落一番，胡适知道他平日好发“疯”，且比自己年长，于是每每谦让。

一次，黄侃对胡适说：“你口口声声说要推广白话文，未必出于真心。”胡不解甚意，问何故。黄说：“如果你身体力行的话，名字不应叫胡适，应称‘往哪里去’才对。”胡适听了，啼笑皆非。还有一次，他上课时谈到文言文的简明，就说：“白话文与文言文的优劣和价值，假如不以字多为优，不以花钱多为贵，请看下面的例证：某留学生在美，其母死在家乡，电催奔丧。如用文言文发电报，有‘母死速归’四字足够了。无论识字与否，一看一听就明白，不必多加解释。如用白话文，则必云：‘你的妈妈死了呀！赶快回来吧！’四字变成了十一字，再加上两个叹号，电报费几乎增加了两倍，孰优孰劣，不辨自明。”很明显，他将矛头对准了大力提倡白话文的胡适。这简直比骂人还令他难受。

还有一回，胡适去赴宴，刚好黄侃也在场。宴席中间，胡适偶尔和人谈起墨学，滔滔不绝。黄侃听得不耐烦了，突然在一旁骂道：“现在讲墨子的，都是些混账王八蛋！”胡适知道黄侃“疯子”脾气又发作了，假装没有听见。黄佩见胡适不加理会，于是心生一计，又接着骂道：“便是胡适之的尊翁，也是混账王八蛋。”胡适听后，忍无可忍，指责黄侃不该骂他的父亲。黄侃却微笑着说：“你不必生气，我是在试试你。墨子是讲兼爱的，所以墨子说他是无父的。你心中还有你父亲，那你就不配谈论墨子。”结果全座哄堂大笑，弄得胡适十分尴尬。

胡适一生著述颇丰，洋洋数千万言，学界中人十分佩服。但是他也有一个缺点，就是许多具代表性的著作都没有写完。《中国哲学史大纲》、《白话文学史》等都只有上半部，没有下半部。原因之一是太忙，二是兴趣太多太杂。黄侃等旧派中人常以此诟病笑他，有人还呼他为“上卷博士”。

对于胡适文学革命的主张，黄侃更是不遗余力地加以反对，一有机会便提出来大骂。据曾在北大读书的罗家伦回忆，黄侃有一次在课堂上大声地说：“胡适之说做白话文痛快，世界上哪里有痛快的事，金圣叹说过世界上最痛的事，莫过于砍头，世界上最快的事，莫过于饮酒。胡适之如果要痛快，可以去喝了酒再仰起颈子来给人砍掉。”

平心而论，黄侃站在旧派立场上反对胡适等人的新文化主张，实在是逆潮流而动，不太光彩。加之黄出言不可谓不恶毒，着实有损其国学大师的形象。不过，从另一个角度来看，黄的这般举动倒也颇能体现他真性情、无城府的一面，也算是一名“另类君子”吧。20多年后，1946年清华大学校庆时，校方特邀胡适讲话。谈到他与清华大学的关系，有一年，清华请他当校长，他回了个电报，说：“干不了，谢谢！”他解释说：“我提倡白话文，有人反对，理由之一是打电报费钱。诸位看，用白话，五个字不也成了吗？”在场的同学们都笑了。可是此时，黄侃已经死去11年了，再也不会出来和胡适唱对台戏了。

“今天天气黄不到”

黄侃脾气古怪，行事怪异，经常做出一些出人意料的事情，让旁人感觉有些“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

黄侃同居正是湖北老乡，且曾在辛亥革命时期并肩战斗，关系极“铁”，堪称至交。有一天，黄侃偶尔去拜访已经高升为国民政府司法院院长的居正。居正每到下班之后，总是避不见客，由门房挡驾，在家中剪树莳花，自得其乐。

门房见黄侃的外表和衣着有点儿土头土脑，不太像有身份的贵客，照例回以“院长不在家”。可黄侃却是旁若无人，长驱直入。门房慌了，赶紧跑上去紧拉黄的衣袖，一边吆喝道：“你是什么人？出去！”

黄侃性烈如火，受不得一点儿委屈，当下大怒，一边骂“你是什么东西，你管不着！”一边挣脱继续往里走，不料用力过猛，衣袖拉破了个大口子。这下惊动了里面的居正。

他三脚两步跑了出来，一看是黄侃，自知不好收场，连声叫道：“季刚！不要理他！”又回过头来斥责门房说：“我早就关照过你，这位黄先生来的时候，立即通报，你怎么忘了！”

门房也还机灵，赶忙回道：“怪我多吃了两杯酒，糊里糊涂的。”

居正大笑，牵着黄侃的手说：“快进去坐，有两瓶茅台，请你尝尝。”黄侃嗜酒如命，这一来怒气全消。

黄侃的这种怪脾气在其晚年执教南京中央大学时更是显现得淋漓尽致。黄侃刚受聘于中央大学时，与校方有“三不来”之约，即“下雨不来”，“降雪不来”，“刮风不来”。人称“三不来教授”。因此，学生每逢下雨下雪的天气就以今日天气不好，不知黄侃到不到校上课作为谈笑之资。有学生还戏言：“今天天气黄不到。”

有一次，上课铃响了，学生坐满了教室，等待老师上课。但黄侃却安坐在教员休息室，没有丝毫起身往教室走的意思。学生等了一会儿，见老师未到，赶紧报告了教务处。教务处职员知道黄侃名士脾气发作了，马上跑去请他上课，说：“上课时间到了，该上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