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玄同：性格教授，疑古宗师（第3/7页）

章太炎是“五四”时期公认的国学大师，影响广远，桃李天下。其间分为门人、弟子和学生三种。据周作人称，1932年章太炎北游时，章门弟子印《章氏丛书续编》，共有14人参加，大约算是章太炎认可的弟子，其中最受章太炎器重的一个是黄侃，另一个便是钱玄同。“弟子中自然当以黄季刚居首，太炎也很看重他，可是说到真是敬爱老师的还须以钱玄同为最，虽然太炎曾经戏封他为翼王，因为他‘造过反’，即是反对古文与汉字。”（周作人《琐忆钱玄同》）

钱玄同是在日本留学时认识章太炎的。钱玄同1906年赴日留学，当时章太炎流亡日本，在东京创办同盟会机关报，钱玄同在《民报》社结识章太炎，因为此前就读过章太炎的文章，对章太炎极为佩服，遂对章执弟子礼。据周作人回忆：“钱玄同从太炎先生听讲，最初是在东京大成中学的国学讲习所，后来在《民报》社特别听讲《说文》，有时便留下不走，与太炎‘抵足而眠’，彻夜谈论文字问题，结果逼得先生承认写字非用篆字不可。”可见章、钱师生关系十分亲密，第二年在章太炎介绍下钱玄同加入同盟会，不久为反清，给自己取名夏，意“中匡之人也”。

人本事大了，难免恃才傲物，章太炎就常常不可一世，他的几位弟子，老实说脾气都不小，搁一起便磕磕碰碰。先是大弟子黄侃和几位闹文学革命的师弟斗气。20世纪30年代初，章太炎带着黄侃到北京讲学，钱玄同对老师毕恭毕敬、小心翼翼，对师兄却根本不买账。有一天，在章太炎住处，黄侃开玩笑地对钱玄同说：“二疯，你来前，我告你！你可怜啊！先生也来了，你近来怎么不把音韵学的书好好地读，要弄什么注音字母，什么白话文。”钱玄同顿时翻脸，拍着桌子厉声说：“我就是要弄注音字母，要弄白话文，混账！”章太炎闻声赶来，哈哈大笑，排解说不许再争什么注音白话文，都给我念日语字母。章的意思十分明显，想想当年在日本一起学习的同门之谊，有什么好吵的。

钱玄同与黄侃虽同出章门，但志趣并不一致。回国后，钱玄同参加了新文化运动，主张白话文，与黄侃分道扬镳。一次，黄侃在一本杂志上填了一首词《北海怀古》，其中有：“故国颓阳，坏宫芳草，秋燕似客谁依？笳咽严城，漏停高阁，何年翠辇重归？”同人认为这首词有点“遗老”“遗少”的味道，流露出复辟的意思。钱玄同对此有不同看法，为此写了一篇随感录：“我知道这位某先生当初做革命党，的确是真心的；但是现在也的确没有变节。不过他的眼界很高，对于一般创造民国的人，总不能满意，常常要讥刺他们。”文章并未点黄侃名，还有替黄侃辨析的意思，黄侃看到后仍大怒不已，骂他们连词都看不通。钱、黄早年关系很好，也互相尊重，在音韵学方面合作也很成功，但“黄侃的脾气比较乖僻，有时说话随便，甚至在课堂上骂街。钱玄同虽然个性也很强，但和黄的性情、思想很不一样，两人‘时有违言’（钱玄同语）”。

1926年，钱玄同因妻子患重病，请假半年，请黄侃来师大国文系任教授。当时系主任是吴承仕先生，吴承仕也是章门弟子。吴、黄二人相处并不融洽，一次黄侃在课堂乱说话，女学生很有意见，吴承仕向他委婉指出了，黄侃与吴承仕遂生冲突，黄侃愤而写了一首诗讽刺，其中二句是“芳湖联蜀党，浙派起钱疯”，钱疯即指钱玄同。当初在日本留学时，黄侃曾戏称钱玄同为“钱二疯子”。黄、吴吵架，居然捎上了钱玄同，这正是黄侃性格乖僻的地方。

据说黄侃去世后，《立报》曾刊登了一篇《黄侃遗事》，上面一则《钱玄同讲义是他一泡尿》，中间有一段文字：“黄以国学名海内，亦以骂人名海内，举世文人除章太炎先生，均不在其目中也。名教授钱玄同先生与黄同师章氏，同在北大国文系教书，而黄亦最瞧钱不起，尝于课堂上对学生曰，汝等知钱某一册文字学讲义从何而来？盖由余溲一泡尿得来也。当日钱与余居东京时，时相过从。一日彼至余处，余因小便离室，回则一册笔记不见。余料必钱携去。询之钱不认可。今其讲义，则完全系余笔记中文字，尚能赖乎？是余一尿，大有造于钱某也。”此语北大国文系多知之，可谓刻毒之至。

周作人曾把这篇文章寄给钱玄同，钱玄同复信说：“披翁（按：黄侃在旧同门中，别号为披肩公）轶事颇有趣，我也觉得这不是伪造的，虽然有些不甚符合，总也是事出有因吧。例如他说拙著是撒尿时偷他的笔记所成的，我知道他说过，是我拜了他的门而得到的。夫拜门之与撒尿，盖亦差不多的说法也。”（周作人《钱玄同的复古与反古》）黄侃恃才傲物，性格乖张，他有一句名言“八部书外皆狗屁”，经常“泼妇式骂街，特别是在讲堂上尤其大放厥词”，他“不但是章太炎门下的大弟子，乃是我们的大师兄，他的国学是数一数二的，可是他的脾气乖僻，和他的学问成比例，说起有些事来，着实令人不能恭维”。（周作人《知堂回想录》）

1935年10月8日，黄侃因纵酒过度死于南京量守庐，时年50岁，被认为是国学一大损失，章太炎更是慨叹“天丧我也”！黄侃去世后，钱玄同并未因为二人之间过节而意气用事，仍满怀深情写下一首挽联：“小学本师传，更细绎韵纽源流，黾勉求之，于古音独明其真谛。文章宗六代，专致力深思翰藻，如何不淑，吾同门遽丧此隽才。”可谓情真意切，也显示了钱玄同宽以待人的胸襟。

从不判卷的教授

钱玄同不仅在经学研究和新文化运动中敢于引领风气，他在历史研究和教书育人方面的标新立异也毫不逊色。

众所周知，20世纪二三十年代，在中国史学领域崛起过一个新派别：古史辨派。该派的代表人物除了顾颉刚和胡适，另外一个重要人物，就是钱玄同。该学派提出“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的假说，推翻了旧有的由“盘古开天”、“三皇五帝”往下说的旧历史学说体系，取得了空前的成绩。钱玄同毫无疑问是这一学派的肇端者，而这发源于他对古文经学和今文经学两派的超越性思考。顾颉刚明确提及正是钱玄同的启发，才使他走上了疑古的治学道路。他在《古史辨》第一册《自序》中说：“十二（1923）年，玄同先生给我一封长信，论经部的辨伪。我和他已经一年多不相通问了，忽然接读这一封痛快淋漓的长信，使我精神上得着一种兴奋。我就抽出一个星期日的整天工夫，写了一通复书……”这封复信，正是顾氏多年来蕴积于心中的关于中国古代史的系统看法。后来以《与钱玄同先生论古史书》发表于胡适主持的《读书杂志》，正式向学术界提出了“层累地造成中国古史”的学说。可见，这一学说之所以能出现，钱玄同居功甚大。更重要的是，当顾文发表后，钱玄同还给予了大力支持，马上在同一刊物上表态，称该学说“精当绝伦”，由此激发了当时的史学大论战。这一论战的后果是很明显的，至少，它瓦解了旧的史学系统，使中国的经、史研究可以跳出先入之见为准传统，而只把经学和史学当成单纯的学术来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