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宓：严谨治学，耿介做人（第2/4页）

弟子李赋宁也有类似的回忆：“先生写汉字，从不写简笔字，字体总是正楷，端庄方正，一丝不苟。这种严谨的学风熏陶了我，使我终生受益匪浅。先生讲课内容充实，条理清楚，从无一句废话。先生对教学极端认真负责，每堂课必早到教室十分钟，擦好黑板，做好上课的准备。先生上课从不缺课，也从不早退。先生每问必答，热情、严肃对待学生的问题，耐心解答，循循善诱，启发学生自己解答问题。先生批改学生的作业更是细心、认真，圈点学生写的好句子和精彩的地方，并写出具体的评语，帮助学生改正错误，不断进步。”（李赋宁《怀念恩师吴宓教授》）

吴宓是一个双重性格的人，这一点许多人都有同感：“……先生不善料理家务琐事。但他给我们修改文章时，总常用毛笔蘸红墨水书写，字迹工整。涂改一字，必涂很四方满格，免被误认。他那种治学的严谨与生活的散漫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茅于美《怀念吴宓导师》）“西南联大外文系里有五位老师给我的印象最深……那就是吴宓、叶公超、柳无忌、吴达元和燕卡荪这五位先生。其中吴宓先生可说是最有意思、最可爱、最可敬、最生动、最富于感染力和潜移默化力量，也是内心最充满矛盾、最痛苦的一位了。吴先生外表似是古典派，心里面却是个浪漫派；他有时是阿波罗式的，有时是狄俄尼索斯式的；他有时是哈姆雷特型的，有时却是堂吉诃德型的：或者是两种类型、两种风格的有机结合。”（赵瑞蕻《我是吴宓教授，给我开灯》）

鉴于吴宓的突出成就，1942年8月，国民政府教育部聘他为英国文学部聘教授，与陈寅恪（历史）、汤用彤（哲学）同时获得“部聘教授”殊荣，后又被聘为教育部学术审议委员会审议委员。这是对吴宓学术成就的一种肯定。能与他所景仰的陈、汤二人一起获此殊荣，吴宓感到十分光荣，所以虽然有人建议他拒绝这一荣誉，他还是接受了。

1944年秋，吴宓离开求学执教30年的清华大学，与系主任陈福田之间的矛盾是他离开的原因之一，据说这多少与钱钟书有关。有一种说法，吴宓与钱钟书的父亲钱基博私交很深，当年吴宓曾让钱钟书在清华旁听一年，还亲自辅导他外语，后钱考入清华。吴对钱钟书十分欣赏，专门写诗称赞钱的才华：“才情学识谁兼具？新旧中西子竟通。大器能成由早慧，人谋有补赖天工。源深顾（亭林）赵（瓯北）传家业，气胜苏（东坡）黄（山谷）振国风。悲剧终场吾事了，交期两世许心同。”从中可以看出，吴宓对钱钟书的学识是十分赏识的，钱学成归国时，吴宓与清华说好，拟聘请钱为清华外文系教授，清华当时也基本同意了。可钱到联大时，学校却只肯聘为副教授，年轻气盛的钱钟书自然很是不快，对陈福田和清华更是不满，甚至怪罪吴宓，并发泄到小说《围城》中。吴宓对清华的变卦自然很是不悦，只好劝钱去了湖南兰田师范学校做教授。这件事加深了吴宓与陈福田（系主任）的矛盾，吴宓最终离开清华去了燕京大学，他在清华的生活从此也画上了句号。

“那不是听报告，简直是看演出”

吴宓在外形上并没有什么特别吸引人之处。对他比较熟悉的清华教授温源宁曾对他有比较生动的描写：“世上只有一个吴雨生，叫你一见不能忘……但是雨生的脸倒是一种天生禀赋，恢奇的像一幅讽刺画。脑袋形似一颗炸弹，而一样的有爆发性，面是瘦黄，胡须几有随时蔓延全局之势，但是每晨刮得整整齐齐，面容险峻，颧骨高起，两颊瘦削，一对眼睛亮晶晶的像两粒炙光的煤炭——这些都装在一个太长的脖子上及一副像支铜棍那样结实的身材上。”但就是这样一位大名鼎鼎的教授，却是一个爱情至上主义者。“他立论上是人文主义者，雅典主义者，但是性癖上却是彻头彻尾的一个浪漫主义者。”（温源宁《吴宓》）

吴宓幼时，读书刻苦，每餐必由家人送至书房。一晚，家人送饼一只、油泼辣椒一碟，吴宓读书入神，误用饼子蘸墨大啖，连曰：“香，香，香。”

吴有即颂成章，过目不忘之才。1955年回安吴老家，于迎祥宫碑前小站片刻，只将碑文口诵一遍，即能一字不漏默写而出。

陈寅恪一到哈佛，就主张大购、多购、全购书籍。正是感于陈氏的购书之多，吴宓才心旌摇动，欲加以仿效。据说他一时头脑冲动，也为了与陈寅恪、俞大维争胜，吴宓竟咬紧牙关，不惜血本花费60美金，当时官费生每月的生活费100美金，他把摆在书店连当地人都不敢问津的《莎士比亚全集》各家注释汇编本共19巨册拖出来，一路喘着粗气扛回宿舍。后来随着抗日战争爆发，吴氏携带此书历尽千山万水，每次搬迁居所，既费力又费钱，同时又无合适的存放之地，竟成为一件劳心耗力的累赘。

吴性刚直，一贯克己守公，从不占人丝毫便宜。

1944年，他去宝鸡访友，购得三等车票，上车无座位，只好站过道。其时，恰遇妹夫王俊生，该王持有免费乘车证，遂将他带至二等车厢，找一空座，吴不知情，待查票时，列车员说：“三等车票，不能坐二等车厢。”王即出示证件，说明身份关系，查票员亦谦笑允准，但吴却生气异常，愤然返回三等车厢，依旧站于过道，直至宝鸡。

吴对《红楼梦》研究，造诣极深，饮誉中外，凡听吴宓红学演讲之人，无不屏息凝神，如醉似痴。末了辄发深叹：“那不是听报告，简直是看演出。”

吴一人将林、王、薛、贾演得活灵活现，惟妙惟肖。40年代，西南古城即刮“吴宓风”，时人赞誉：“郭沫若与吴宓的报告，倘能一字不误记录下来，便是第一等绝妙好文。”1947年，吴宓来西安讲学，知识界奔走相告，盛况空前。

一日，陕西“三青团”一帮政客故作风雅，约请吴讲《红楼》，吴素鄙此等人物，遂婉辞拒谢。谁知，这帮人搬出吴父建常先生极力通融。吴宓无奈，便胡谄一通，待其走后，吴父诘之：“何故未讲？”吴答：“彼等似庙中之神，泥塑木雕，对之若谈红楼，犹对牛马奉琴耳。”

吴宓心善，乐于助人，因此也常受人之骗。他戴的进口手表，被两个无赖以仅值6元的小闹钟哄骗而去。又有张姓之人对吴言说，吴一学生因病就医，急需200元住院费，吴不疑，即刻凑钱交付。嗣后，此张又来，言称那学生开刀治疗，又急需费用若干，吴此时手头已空，正筹思之际，此骗子以为吴有疑虑，便拿出一封“求援信”，高声朗读，恰逢保姆进来，惊见客人正念白纸一张。（盖此时吴患眼疾，视物不清。）于是保姆唤人，将骗子扭送公安机关。吴对此不胜感慨，又对保姆的精明称赞不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