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国维：钻研学问无穷尽

王国维（1877—1927），字伯隅、静安，号观堂、永观，汉族，浙江海宁盐官镇人。清末秀才。我国近现代在文学、美学、史学、哲学、古文字、考古学等各方面成就卓著的学术巨子，国学大师。王国维是中国古典文学的开风气者，中国史学史上将历史学与考古学相结合的开创者。时人誉为“中国近300年来学术的结束人，最近80年来学术的开创者”。梁启超赞其“不独为中国所有而为全世界所有之学人”。

人生如钟表之摆

王国维17岁时曾赴杭州应乡试，而名落孙山。其原因很明显，一是精力没有放在《四书》、《五经》上，而是放在史书和其他的杂书；二是重考据；三是“好谈时务，嗜古籍”；四是“始知世尚有所谓新学者，家贫不能以货供游学，居恒怏怏”——“新学”的影响和憧憬“游学”，从根本上动摇了他的功名思想，也使他自觉地放弃了对“时文”和“帖括”的研习；五是中日甲午战争，中国惨败，清政府被迫同日本签订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国人大惊，以康有为为代表的参加北京乡试的各省举子1300多人举行了著名的“公车上书”，请求维新变法。从此开始，觉醒了的读书人举办学堂，成立学会，创办刊物，自觉置身于图强的热潮之中，王国维也不例外，他不愿再呆坐在书斋中的板凳上了。其父王乃誉对此也很支持。其弟回忆说：“先君以康梁疏论示先兄，先兄于是弃帖括而不为。”其父的先进思想，又导致了王国维第二次即20岁时科举考试的失败。

当法国18世纪风行的自然主义由日本转道进入中国之后，一时间，学海波涛沸腾，而附和此种学说的人，并非出于知识，他们对自然主义的根本思想和最终目的茫然无知，只想借助其枝枝叶叶的话语，来装扮自己的政治主张，或是借助西洋学说的影响，对中国的政治学说、思想学说进行一番打扮改造。而对西方政治思想中大的方面，对其中的人生哲学、文化精神等等内容，却很少用精力。

而王国维并非其中一员，先后撰写了一批令人耳目一新的论著，翻译介绍了不少西方的哲学、美学、心理学等著作。他用西哲思想和观点分析中国传统文化，思考人生，比较中西文化差异，沉浸于此，如痴似醉。

当时留学欧美的中国人，学习的大都是“海军制造”、“法律”等，却没有学习哲学的。中国思想界无“能动”之力，也未能“受动”。这一情形使王国维陷于极大的痛苦之中，他强烈希望将西方的文化精神、哲学思想引入中国，却不愿意人们把西方的文化精神、哲学思想作为解救中华民族的有力武器。他的思想与他的人生，始终没有离开这个因历史而形成的悲观主义怪圈。

王国维用叔本华的哲学思想去研究中国著名的古典小说《红楼梦》，1904年夏天写成《红楼梦评论》。在文中，王国维认为：人生如钟表之摆，在“苦痛”与“倦厌”之间往复。“倦厌”即是一种“苦痛”，去掉“苦痛”，便是“快乐”，而将苦痛转化为快乐的努力亦属一种苦痛。快乐之后，苦痛更深；文化愈进，知识越广，其欲望便会弥多，而对苦痛的感觉则更为敏锐。人生的欲望无法超越生活，生活的性质则是苦痛，所以欲与生活与苦痛三者合而为一了。人的一生就是欲、生活、苦痛的体现。

借评《红楼梦》，王国维指出：人生之追求之最终目的是为“解脱”。“解脱之道存于出世而不存于自杀。出世者，拒绝一切生活之欲者也。彼知生活之无所逃于苦痛，而求人于无生之域。”也正因为受到叔本华悲观主义思想的影响，王国维认为：金钏儿坠井，司棋触墙，尤三姐、潘又安自刎，柳湘莲、芳官入道出家，都并非真正的“解脱”；只有贾宝玉、惜春、紫鹃三人才得到正确的解脱。

王国维天性忧郁悲观，在《静安文集续编·自序》中，他说自己“体质羸弱，性复忧郁，人生之间题日往复于吾前。自是始决定从事于哲学”。叔本华思想中的悲观色彩和天才观与王国维忧郁的性格深深契合，王国维一向自视甚高，以天才自况。他认为一般人的快乐与痛苦，仅仅是生活中的快乐与痛苦；而天才由于能洞见痛苦之根源，因而要承受更为深切的孤独和痛苦。但哲学并不能慰藉他的内心，在《自序二》中，他说：“余疲于哲学有日矣。哲学上之说，大都可爱者不可信，可信者不可爱……知其可信而不能爱，觉其可爱而不能信，此近二三年中最大之烦闷，而近日之嗜好所以渐由哲学而移于文学，而欲于其中求直接之慰藉者也。”但他又说：“余之性质，欲为哲学家则感情苦多而知力苦寡，欲为诗人则又苦感情寡而理情多。诗歌乎？哲学乎？他日以何者终吾身，所不敢知，抑在二者之间乎？”美学成为解脱人生痛苦之途径，但他智与情兼胜的内在冲突，难以使他找到一种“动态的平衡”。因此他悲叹人生如“辛苦钱塘江上水，日日西流，日日东趋海”。

王国维35岁后，专力于经史、古文字的考证，就是想远离现实，以期心远地自偏，有词为证：“掩卷平生有百端，饱更忧患转冥顽，偶听啼怨春残。坐觉无何消白日，更缘随例弄丹铅，闲愁五分况清欢。”“弄丹铅”（即考证之事），能使一个多愁善感之人忘忧吗？这只能使王国维更加忧郁，少有朋友。王国维是个执著于理想之人，他向往一种无功利、纯粹的学问，因此他抨击康有为、魏源、严复以政治或功利为出发点的学术行为，更厌恶以学术求官之行径，心中常有举世皆浊而我独清的遗世独立之感，正如梁启超所言：“本可不死，只因既不能屈服社会，亦不能屈服于社会，所以终究要自杀。”

做学问的境界

王国维读书直透纸背，为中华民族文化的繁荣昌盛，为中国学术的发展进步贡献了力量。他是一个伟大的学者，是“新史学的开山”，是一个“很有科学头脑的人”。

王国维在《国学丛刊序》中说：“学之义不明于天下久矣。今之言学者有新旧之争，有中西之争，有有用之学与无用之学之争。余正告天下曰：学无新旧也，无中西也，无有用无用也，凡立此名者，均不学之徒即学焉，而未尝知学者也。”

当时的中国，通达、诚笃的旧学家屈指可数，寥寥无几；治西学的人，大都也只是想点缀一下门面。能贯串精、博，作为终身职业，更是屈指可数。

王国维认为：凡学，无论中西，都无用，也都有用。他以近代欧洲为例指出，农工商业的进步，原本根源于物理、化学的勃兴。物理、化学的高深与浅显，与蒸汽、电信有何关系？动植物学与树艺、畜牧有何关系？天文学与航海、计时有何关系？心理、社会学与政治、教育又有何关系？从科学的角度来讲，就是如此状况，何况史学、文学！再从另一个方面言，对宇宙、人生的“深湛幽渺之思，学者有所不避焉，迂远繁琐之讥，学者有所不辞焉。事物无大小、无远近，苟思之，得其真；纪之，得其实。极其会归，皆有利于人类之生存、福祉，己不竟其绪，他人当能竟之；今不获其用，后世当能用之，此非苟且玩惕之徒所与知也，学问之所以为古今中西所崇敬者，实由于此；凡生民之先觉，政治、教育之指导，利用厚生之渊源，管由此出，非徒一国之名誉与光辉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