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穆:一代儒宗,最后的大师

钱穆(1895—1990),中国现代历史学家,国学大师,吴越国太祖武肃王钱镠之后。字宾四,笔名公沙、梁隐、与忘、孤云,晚号素书老人、七房桥人,斋号素书堂、素书楼。历任燕京、北京、清华、四川、齐鲁、西南联大等大学教授。1960年,耶鲁大学把人文学名誉博士学位授予了当代大儒钱穆,他们这样评价说:“你是一个古老文化的代表者和监护人,你把东方的智慧带出了樊笼,来充实自由世界。”然而就是这样一位被人称为当代最后一个大儒的人,却没有任何文凭,连中学都没有毕业,完全是靠自学成才的。

“胡先生又考证错了”

钱穆读书常学习古人的治学与为人,及时反省自己。一次读曾国藩家书,曾说自己每读一书必认真从头读到尾。钱穆从此要求每本书都必须认真阅读,不遗一字,读完后再换一本。他从古人身上总结出一条行之有效的经验,便身体力行,规定自己早上读经子,晚上读史,中间读闲书,充分提高读书的效率。钱穆小时候身体一直很弱,每年秋天都生病,祖父父亲都英年早逝,他一直为自己健康担忧,一次从一本日本书上看到讲究卫生对健康长寿的重要性,便警醒自己,从此每天起居有恒,坚持静坐散步,记日记,以此督促自己。晚年他把自己长寿的秘诀都归功于有规律的生活。

从1912年起,在十年半时间内,钱穆辗转四所学校任教,读书之余完成了第一部学术著作《论语文解》,并陆续在报刊上发表文章,渐渐崭露头角。时为上海圣约翰大学教授的钱基博读到钱穆的一篇文章,大加赏识。1923年,在钱基博推荐下,钱穆转入他兼职的无锡省立第三师范任教,从此两人结下厚谊。钱穆对钱基博的友情一直念念不忘,晚年回忆说:“同事逾百人,最敬事者,首推子泉。生平相交,治学之勤,待人之厚,亦首推子泉。”

十年面壁,钱穆终于找到自己的治学门径,专治儒学和史学,自称“其得力最深者莫如宋明儒”。(《宋明理学概述·序》)钱穆之所以选择中国传统文化作为自己研究对象,有着深层的社会原因。当时国人包括相当一部分知识分子对中国历史文化缺乏信心,对儒家文化更是主张全盘否定。钱穆对此完全有不同的看法,“当我幼年,在前清时代,就听有人说,‘中国不亡,是无天理。’在我幼小的心灵里,不禁起了一番反抗之心。”这种反抗之心便成了他后来治学的动力,“莫非因国难之鼓励,爱国之指导。”(《中国文化精神·序》)在无锡三师时,钱穆已经完成《国学概论》,并开始撰写其代表作《先秦诸子系年》。一个偶然的机会,著名学者蒙文通看到他的文章,慕名前来造访,打开“系年”手稿便被吸引了,在回南京的车上迫不及待地读了起来,认为该书“体大精深,乾嘉以来,少有匹矣”。

钱穆是靠自学名世的,通过十年乡教苦读,他探索出一套独特的治学方法和治学门径。他认为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就在儒学。《论语》、《孟子》不仅是儒学正统,也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结晶。

钱穆虽然自学出身,却从不迷信权威。当时学术界正流行康有为《新学伪经考》的观点,顾颉刚也是康的拥护者。钱穆对此十分怀疑,他没有因为顾颉刚于己有恩就放弃己见,而是力排众议撰写了《刘向歆父子年谱》,用事实证明康有为的观点是错误的。顾颉刚对此毫不介意,不仅将此文在《燕京学报》发表,还推荐他到燕京任教。钱穆称,“此等胸怀,万为余特所欣赏。”钱穆的文章影响极大,一扫刘歆遍造群经说,在经学史上另辟了以史治经的新路子,对经学史研究具有划时代的贡献,其观点也逐渐为学术界普遍接受。“北平各大学经学史及经学通论课,原俱主康说,亦即在秋后停开,开大学教学史之先例。”(罗义俊)

钱穆后来到北大任教,胡适起到了关键的作用,但钱穆并不因此而在学术上苟同他,他的许多观点都与胡适不一致,胡适认为孔子早于老子,他却认为老子早于孔子。学生知道他们之间学术观点不一致,故意拿胡适的观点来诘问,他也毫不掩饰,经常在课堂上批判胡适。据他的学生回忆,他常当众说:“这一点,胡先生又考证错了!”并指出哪里哪里错了。当时胡适声誉日隆,敢于这样批评他的在北大也仅钱穆一人而已。

一次,商务想请胡适编一本中学国文教材,胡适认为钱穆有多年中学教书经验,希望他与自己合作主编。能与胡适一起编书,是许多人梦寐以求的事,钱穆却婉言谢绝了,认为两人对中国文学观点大相径庭,一起编不合适,最好各人编一本,让读者比较阅读。胡适没想到他会拒绝,气得拂袖而去,从此两人渐行渐远。

1930年,《刘向歆父子年谱》发表,开拓了一条以史治经的新路子,胡适盛赞说:“钱谱为一大著作,见解与体例都好。”大公报也称之为“学术界上大快事”。1935年,经过多年努力,洋洋三十万言的《先秦诸子系年》出版,学术界更是轰动一时,被公认为中国史学界释古派的扛鼎之作和“划时代的巨著”。连一向很少佩服人的国学大家陈寅恪都认为此书“心得极多,至可佩服”。据说当时圈内有一种说法,称光是这部书的自序就足“可以让昔日的北大、清华的任何一位史学研究生细读两天”,而其中任意十行文字都可以“叫世界上随便哪一个有地位的研究汉学的专家,把眼镜戴上了又摘下,摘下又戴上,既惊炫于他的渊博,又赞叹于他的精密”。

钱穆治学讲究有大视野,从大处入手,由博而精。“先从大处着手,心胸识趣较可盘旋,庶使活泼不落狭小。”他从自己十年苦读中领悟到,求速成找捷径是做学问的大忌,治学者应该“厚积薄发”。认为“中国学问主通不主专,中国学术界贵通人不贵专家”。(郦家驹《追忆钱宾四师往事数则》)他虽然是治史专家,却披阅广泛,发现学生手中有好书就借来一读。40年代在西南联大时,钱穆见学生李埏有一本克鲁泡特金的《我的自传》,也颇有兴趣,并据此写了《道家与安那其主义》一文,发表后引起了读者极大兴趣。他主张多读书勤思考,触类旁通,认为中国治学与西方不同,西方学问分门别类,互不相关,中国学问分门不别类。经史子集四部,是治学的四个门径,入门后,触类旁通,最后融而为一。认为“读书当仔细细辨精粗”,“读书当求识书背后之作者”。而且要抱着谦虚的态度,对任何作者都要先存礼敬之心,这样才能有所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