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师培：激烈的少年大师（第2/3页）

刘师培决定研究国粹，从此，在《国粹学报》上出现了刘光汉（刘师培曾用名）这个名字，有人统计过，从《国粹学报》第1年第1号到停刊，共出82期，几乎每期都有他的文章，他来上海后，开始著述工作，到民国元年，经历了7年，这期间他著述43种，而发表在《国粹学报》上的就有33种。几乎期期都有，每期上他的文章总是被排在第一篇，篇幅往往很长，32开本的书，有时竟占全报的2/3还多，别人的文章只是配角。可以这样说，没有刘师培，就没有当时的《国粹学报》，人们读《国粹学报》也就是为了读刘师培的文章。两年后他去了日本，转而研究宣传无政府主义，学报也渐渐失去先前的光彩与魅力。

在短短的两年里，《国粹学报》也成就了刘师培。迅速把这个20出头的年轻人推上了国学大师的宝座。在当时的革命派的阵营里，能赢得这一称号的除了刘师培就是章太炎了。在他主笔《国粹学报》期间，该报在上层知识分子中间非常有影响。刘师培能够把西方社会学的新理论、新方法引入国学研究中，的确让人耳目一新。该报作为当时国粹思潮中最出色的刊物，对改变知识分子的思想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

“少年国学大师”这一称号并不是混来的，而是靠他自己的学识得来的。

后来成为国学大家的钱玄同，非常惊讶刘师培的才气，只比自己大3岁，却怎么会有这么大的才气！因此他非常想认识刘师培。后来刘师培去日本，钱玄同在章太炎的住所结识了他，他们的友谊也就从此开始了。宋教仁也非常喜欢刘师培的文章，他在日本听说《国粹学报》创刊，马上邮资订阅多年的学报，从此成了一个学报的忠实读者。

当时许多东南文化界的精英都加入了国学保存会，如马叙伦、蔡元培、刘师培、陈去病、朱葆康、马君武、柳亚子、黄宾宏等。当时若说国学造诣最深的人当数刘师培了，虽然革命、仕途遭受了打击，但他发现自己仍被命运青睐，刘师培在著述的同时，还主讲国学保存会办的国学讲习会。国粹思想经刘、章之手已经成为革命派队伍中带有普遍性的思潮了。

刘师培作为“国粹派”的代表人物，他不仅追求中国社会的民主化，而且更关切传统文化的命运，他以复兴中国文化为己任。他倡言的国粹思潮不是独立的思潮，而是民主革命思潮的一部分。

因为思想上的狭隘性以及独特性格的影响，使得刘师培在取得了辉煌的成就后没有继续沿着革命的路子走下去，反而成了复古思想的维护者。

一个人的“革命”

当时的《苏报》案对刘师培触动很大，激发了他投身“排满革命”的勇气和信心，他加入了中国教育会，表面上办教育，暗中则鼓吹革命，开始了他的革命生涯。由于他的思想激烈，而且立论独到，言论往往振聋发聩，其激烈的苦命态度和独立寒风的革命立场，表达了一个人对革命的决绝和果断。

刘师培认为日本的吉田松阴、意大利的马志尼都是革命家，要向他们看齐。法国的卢梭、孟德斯鸠虽是说“空话”的，比不上革命实行家，然而他们鼓动革命的作用却功不可没。将这一言论与他的生平联系起来看，可以明了，他所谓的革命矛头是指向清朝反动政府的。他站在孙中山、章太炎革命派的一边也曾表示出对清政府不共戴天的仇视，并直接参与了一些具体行动，也算得上是一个有言有行的人。

刘师培到日本后，就被日本如火如荼的社会主义运动感染了，从此他对社会主义学说着了迷，他开始接触马克思主义。

利用《天义》半月刊，在热衷无政府主义宣传的同时，刘师培开始组织人手编译《共产党宣言》，很快就译发了恩格斯1888年为《共产党宣言》英文版所写的“序言”和《共产党宣言》的第一章和第二章。不久，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及国家的起源》的部分章节也翻译出版了。刘师培在《宣言》的中译本序中，对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学说给予了充分的肯定。

刘师培对马克思主义学说的研究与宣传，在当时的留日学生中影响很大。在早稻田大学读政治本科的李大钊正是在他的影响下开始研究马克思主义的。

遗憾的是，刘师培在热烈赞扬马克思主义的同时，在某些问题上又攻击马克思主义。他反对马克思主义的国家学说以及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他犯了与大多数无政府主义者一样的幼稚病。

到日本以后，刘师培并没有忘记自己革命党人的身份，当年的“激烈派第一人”风采仍在。

刘师培在日本宣传无政府主义时，慢慢地对孙中山倡导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产生了怀疑。1907年6月4日日本足尾铜山的矿工大罢工，在其后的一年里日本又发生了50多起罢工，这对于来日本探求救国救民真理的刘师培来说又是一个强烈的刺激，他的思想变了，他开始对资本主义世界展开了攻击。他对资产阶级的批判是从伦理角度入手的，他说资本家是道德最腐败的人，刘师培意识到资本家的剥削是造成人民贫困的根源所在，因此他强烈地反对在中国搞资本主义。

19世纪、20世纪之交，中国正经历着一次重大的社会、文化转型。西学东渐，“国粹”式微、思想者们都在焦虑地选择，但难有一个最终的选择。刘师培在日本时，对资本主义制度的批判显得非常有力度，其革命的立场也非常坚定。但在对待中国资产阶级的态度上，他又犯了教条主义的错误，认识不到资本主义在历史上的进步性和在中国的必要性，而强烈要求大革其命。后来，像大多数狂热的无政府主义者那样，性格本来就浮躁又好出风头的刘师培竟然喊出了要“杀尽资本家”的口号，必欲置之死地而后快。

正是在这个原则性的问题上，刘师培与孙中山产生了分歧，反对起了孙中山的“三民主义”，与时代主流思想相悖。

“三民主义”中第一条就是“民族主义”。“民族主义”就是指“排满”，也叫“驱除鞑虏”。刘师培认为这一条有局限性：“排满主义不必以种族革命目标，谓之阶级斗争之革命可也。”这在当时是颇具先进性的。但是他又过分贬低了民族主义。他讥讽民族主义思想是学术谬误，心术险恶，政策偏颇。但是他混淆革命的保皇说法与不易操作的反帝主张，客观上起到了打击革命派、“保护满政府”的作用。因此他受到孙中山等人的反驳。

“三民主义”的第二条是“民权主义”。意思是仿照欧洲经验，在中国建立一个资产阶级共和国。刘师培强烈反对这一点。他认为共和国所标榜的民主选举制具有虚伪性和欺骗性。这一点在对资产阶级共和国的认识上，应该说刘师培要比孙中山等人清醒、深刻得多，他指出的问题在中国也很具现实性。尤其是民国建立后的政治状况更印证了刘师培观点的合理性。但是他认为资产阶级民主与专制无异，这一点又过于极端，完全忽视了资产阶级民主的正面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