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文典：亦癫亦狂亦君子（第2/7页）

每逢讲授诗歌，刘文典常常摇头晃脑、浅吟低唱，每到激越处则慷慨悲歌，他不仅自己吟诵，还要求学生模仿。有的同学不遵命，他虽不悦，但也不苛责，只是打比方点拨：“诗不吟，怎知其味？欣赏梅先生（兰芳）的戏，如果只是看看听听而不出声吟唱，怎么能体会其韵味呢？”

大名士吴宓对刘文典也很敬重，常把自己的诗作请他润饰，还喜欢听他的课。刘文典也不介意，他讲课时喜欢闭目，讲到自以为独到之处时，会忽然抬头看向坐在后排的吴宓，然后问：“吴僧（吴宓）兄以为如何？”每当这时，吴宓照例起来，恭恭敬敬一面点头一面说：“高见甚是，高见甚是。”惹得学生们在底下窃笑。

其实，吴宓跟刘文典的关系颇为微妙。

吴宓在西南联大开过《红楼梦》讲座，自认红学家的刘文典对吴的观点不能苟同，就唱“对台戏”。由于听众太多，讲座由小教室迁到室外小广场，刘则秉烛讲授。刘文典身着长衫登台，一女生为他斟茶。他忽然有板有眼地念出了开场白：“只——吃——仙——桃——一——口，不——吃——烂——杏——满——筐！仙桃只要一口就行了啊……我讲红楼梦嘛，凡是别人说过的，我都不讲；凡是我讲的，别人都没有说过！今天给你们讲四字就够！”接着在身旁小黑板上写了“蓼汀花淑”四个大字，然后大抒己见。

刘文典不仅课上得有特色，著述也颇宏富，除校勘古籍外，还有大量译著。他刚到北大当教授时，年仅27岁。当时的文科办公室被称为“卯字号”。里面有两只老“兔子”——己卯年生的陈独秀、朱希祖，三只小“兔子”——辛卯年生的胡适、刘半农和刘文典。北大人才济济，刘文典深感自己学识浅薄，自忖要想在北大立足，没有著述支撑不行。他以古籍校勘为目标，把重点放在了秦汉诸子上。历数年青灯黄卷，1923年，商务印书馆出版了他的《淮南鸿烈集解》。胡适在所作序中推崇说：“叔雅治此书，最精严有法。”那时胡适已倡导白话文，为了表示对这部书的尊重，破例用了文言。该书出版后受到学术界的好评，刘文典的学术地位也大大提升。

“一字之微，征及万卷”是刘文典的治学格言。校勘古籍不仅字字讲究来历，就连校对他也从不假他人之手。在致胡适的信中，刘文典大叹校对的苦经：“弟目睹刘绩，庄逵吉辈被王念孙父子骂得太苦，心里十分恐惧，生怕脱去一字，后人说我是妄删；多出一字，后人说我是妄增；错了一字，后人说我是妄改，不说手民弄错而说我之不学，所以非自校不能放心，将来身后虚名，全系于今日之校对也。”他所征引的材料，特别强调“查证原文”，以免以讹传讹灾梨祸枣。他的一位老学生李埏，在20世纪40年代曾向他借阅过一本有关唐三藏取经的书，发现书的天头地脚及两侧空白处都布满了他的批注。注文除中文外，还有日文、梵文、波斯文和英文。“其知识之渊博，治学之严谨，令人叹为观止。”（傅来苏《刘文典先生教学琐忆》）

狂傲有如辜鸿铭

恃才傲物者，古今有之。近代名士中，刘文典当属一个。他的特点就是比以“怪”闻名的刘师培还要怪上三分，所以时人以“才高”、“狂傲”来评价他。在北大教授中，刘文典尤以“狂傲”与辜鸿铭齐名。对于这一点，刘文典并不否认。他曾反省自己：“以己之长，轻人之短，学术上骄傲自大，是我的最大毛病。”不过，他又说，“但并不是在任何人面前都骄傲自大。”陈寅恪、胡适当不在此列。但他对业师刘师培却颇有微词，认为他“著述征引的材料，有时只凭记忆”，所以难免失误。

且先看几节他的自述，以及与弟子谈话时对他人的评论。

“前人校释是书，多凭空臆断，好逞新奇，或者所得，亦茫昧无据。”（张德光《庄子补正》跋）“这两位诗人（元遗山、吴梅村）的诗，尤其是吴梅村诗，老实说，比我高不了几分。”（王彦铭《刘文典先生的一堂课》）“弟近来所发见的，在老大哥面前，说句狂话，实在比石臞、伯申贤乔梓的东西坏不了许多，要比起曲园来，竟可说‘好些’呢！”（《刘文典全集》卷一，第807页）“别人不识的字，我识，别人不懂的篇章，我懂。你们不论来问什么问题，我都会予以解答。”（郭鑫铨《初识刘文典先生》）

据传20世纪30年代末，在西南联大上课时，他偶然提起跟章太炎学《说文》一事时，顺便说了一句“鲁迅也参加学习”，同时一举手伸出小拇指。解放后有人揭发他反对鲁迅，刘辩称“那是尊敬他的表示”。伸小拇指是褒是贬，已无从考证。本意如何，唯刘文典自知了。

刘文典的《庄子补正》共10卷，于1939年出版。由于不肯轻易誉人的陈寅恪也作序赞曰：“先生之作，可为天下之慎也。”“此书之刊布，盖将一匡当世之学风，而示人以准则。岂仅供治《庄子》者之所必读而已哉？”刘文典由此获“庄子专家”的美誉。每上《庄子》课时，开头第一句总会自负地说：“《庄子》嘛，我是不懂的喽，也没有人懂！”言下之意，他如不懂，别人就更不懂了。曾有人问他古今治庄子者的得失，他口出狂言：“在中国真正懂得《庄子》的，只有两个人。一个是庄周，还有一个就是刘文典。”学界流传的另一个版本是“有两个半人懂《庄子》”。除庄周、刘文典外，还有“半个”，那“半个”，一说是指日本某学者，一说指冯友兰或马叙伦，因他俩都曾从哲学的角度讲授过老庄。

刘文典自称“十二万分”佩服陈寅恪，二人曾在西南联大共事。在昆明时，某日空袭警报响起，师生们争先恐后到处跑，刘忽然想起他“十二万分”佩服的陈身体羸弱，视力不佳，行动更为不便。便匆匆率领几个学生赶赴陈的寓所，一同搀扶陈往城外躲避。同学要搀刘，刘不让，大声叫嚷：“保存国粹要紧！保存国粹要紧！”让学生搀扶陈先走。而沈从文碰巧从刘文典身边擦肩而过。刘面露不悦之色，于是他对同行的学生说：“陈寅恪跑警报是为了保存国粹，我刘某人跑是为了庄子，你们跑是为了未来，沈从文替谁跑啊？”

刘文典看不起文学创作，他认为“文学创作能力不能代替真正的学问”。一次有人问他可知道名噪一时的巴金，他喃喃自语：“我没听说过他，我没听说过他。”昔日在西南联大他也不把朱自清这些“才子”出身的教授放在眼里。刘文典曾言：“陈寅恪才是真正的教授，他该拿400元钱，我该拿40块钱，朱自清该拿4块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