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贻琦：大学真谛在大师（第2/4页）

那时候的风气是工科至上。政府一再明令发展理工，抑制文法，学生们为了出路好，也乐于往工学院挤。梅贻琦虽然花了很大力气建设清华的工学院，但他并不轻视文法。1933年，他在秋季开学典礼上说：“理工为实用学科，固宜重视，但同时文法课程，亦不宜过于偏废。就本校说，最初办理较有成绩的理科之外，文法数科亦并不弱。现在本校工院初创，理工方面固应亟谋发展，但于文法各系也要使它有适当的进展。这一点外人不免忽视。”同年秋，清华开始实行文法学院大一不分院系，工学院大一分院不分系的措施。这种制度旨在加强学生的基础，拓宽学生的视野，避免过早进入专门研究的弊端。学生在这种制度下可以较多地照顾到个人兴趣，转系也不难。这是对清华的通才教育传统一个重大发展。事实证明是合情合理的，清华以后名家辈出，与这种“底子厚，后劲大”的制度息息相关。这一时期，清华还开创了与国外进行学术交流的先河。1933年，首先与德国约定互派研究生，设置科学讲座等制度，先后约请哈达玛、维纳、华敦德等国外第一流学者来校作长期或短期讲学。

总之，从1931年到任至抗日战争爆发起，在不到6年的时间里，而且是在华北局势动荡不安的情况下，梅贻琦在校政、教学、学术研究、学风、人才等诸多方面擘画精详，成绩卓著，开创了清华历史上的第一个“黄金时代”。

“你看怎样办好”

自1937年“七七事变”起，平津各大学不能开学。当时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和南开大学三校校长均在南京，决定在长沙设临时大学，由三校校长和教育部派代表组成委员会领导校务，使三校师生先行上课。1938年2月学校迁到昆明，改称西南联合大学。由三校校长任常务委员，校务由常委共同负责。联大设有理、文、法、工、师范五个学院。下分各系，大致仍用三校旧制，稍加合并，如地质、地理、气象合为一系，历史、社会合为一系。联大成立后，三校不再招生。三校学生均为联大学生，联大学生均为三校校友。三校教授由三校自聘，通知联大加聘、排课、发薪。联大这种体制一直维持到抗战胜利的第二年——1946年，前后共8年。

联大成立之初，南开大学校长张伯苓对北大校长蒋梦麟说：“我的表你带着。”这是天津俗语“你做我代表”的意思。蒋梦麟对梅贻琦校长说：“联大校务还请月涵先生多负责。”三位校长以梅贻琦先生年纪较轻，他毅然担负起这一重任，公正负责，有时教务长或总务长缺员，他就自己暂兼，认真负责，受到尊敬。蒋梦麟常说，在联大我不管就是管。这是实话，从而奠定了三校在联大八年合作的基础。

三校都是著名专家学者荟萃的地方。各校有各校的光荣历史，各校有各校的校风，也各有其不同的经济条件。经过长沙临大五个月共赴国难的考验和3500里步行入滇的艰苦卓绝锻炼，树立了联大的新气象，人人怀有牺牲个人、维持合作的思想。联大每一个人都是互相尊重，互相关怀，谁也不干涉谁，谁也不打谁的主意。学术上、思想上、政治上、经济上、校风上，莫不如此。后期，外间虽有压力，谣言不时流布，校内始终是团结的。抗战胜利后，还在昆明上课一年，这也是了不起的。在联大八年患难的岁月里，梅校长始终与大家艰苦与共，是大家经常提到的。

1941年4月，清华大学在昆明拓东路联大工学院举行30周年校庆，张伯苓校长自重庆告诉南开办事处的黄子坚说，清华和南开是“通家之好”，于是黄子坚在会上大作“通家”的解释，指出清华的梅校长是南开第一班的高材生。接着，冯友兰上台说要是叙起“通家之好”来，北大和清华的通家关系也不落后，北大文学院院长（指胡适）是清华人，我是清华文学院院长，出身北大，此外还有其他很多人。两人发言之后，会场异常活跃，纷纷举出三校出身人物相互支援的情形。但是几乎所有的人都感到联大的三校团结，远远超过了三校通家关系之上。

在联大成立前，三校就有过协作。除了互相兼课和学术上协作之外，行政上也有协作。那时大学都是单独招生，考生一般要投考几个大学，异常疲劳。就在1937年暑假，清华和北大共同宣布联合招考新生，共同出题，共同考试，分别录取。试场设在故宫，考试桌椅都已运进去，社会上传为“殿试”，后因卢沟桥炮响给冲垮了。这是校际协作的先声。

抗战期间，物价上涨，供应短缺，联大同人生活极为清苦。梅校长在常委会建议一定要保证全校师生不断粮，按月每户需有一石六斗米的实物，租车派人到邻近各县购运，这份工作是份非常艰苦和危险的。幸而不久得到在行政部门工作的三校校友的支援，一直维持到抗战胜利。这又是一桩大协作。

在昆明生活极端困难的时候，清华大学利用工学院暂时不需用的设备设立清华服务社，从事生产，用它的盈余补助清华同人生活。这事本与外校无关。梅校长顾念北大、南开同人同在贫困，年终送给大家相当于一个月工资的馈赠。

梅校长在工作中对事有主张，对人有礼貌。遇到问题，总是先问旁人：“你看怎样办好？”当得到回答，如果是同意，就会说，我看就这样办吧！如不同意，就会说再考虑考虑。他从无疾言愠色，所以大家愿意和他讨论。

1939年10月，吴文藻、谢冰心两位先生为了躲避空袭，移住呈贡小山上，他们伉俪都是“朋友第一”的人，一次约梅校长、杨振声和郑天挺，还有其他几位到呈贡作了三天短期休假。1941年5月，梅贻琦和罗常培到叙永联大分校和李庄北大文科研究分所看望，并参观武大、川大。归程中饱尝抗战后方轰炸、水灾和旅途中意想不到的困扰，耽搁了三个月。途中罗有一次大发雷霆，虽然不是大事，但若处理不好，彼此易发生隔阂，不但影响友谊，也会波及一些方面的关系。梅先生等罗发完火，慢条斯理地说：“我倒想过跟你一起（发火），但那也无济于事啊。”语词神情与诚恳的态度，使得罗的气全消了。

梅贻琦先生不喜多说话，但偶一发言，总是简单扼要、条理分明，而且风趣。他谈过1900年八国联军侵入天津时市民的情况，也谈过京剧演员的表演艺术，也谈过满族服装和健康的关系。这些都是在他专业以外不常接触的事物，反映出他对社会观察的精细和敏锐。

在昆明梅贻琦先生住在西仓坡清华办事处楼上左厢，和梅祖彦（梅贻琦之子）同屋。一晚有同事接他出去开会，正好没有电。临出，梅先生把煤油灯移在外屋桌上，将灯芯捻到极小，并把火柴盒放在灯旁，怕灯灭了祖彦回来找不到。从这一小事看出他对下一代多么关心，做事多么细致有条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