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梦麟：开辟现代大学之路（第2/4页）

一个学校教学质量的好坏除了管理就看师资队伍的质量了。蒋梦麟一面将流失的教授请回来，一面延揽大批留学生来校任教，充实师资。他对文学院院长胡适以及理学院院长周炳琳、法学院院长刘树杞说：“辞退旧人，我去做；选聘新人，你们去做。”蒋梦麟用人继承了蔡元培不拘一格的好传统，挑选教师只看学术上的贡献。如钱穆没有高学历，国学水平却很高，蒋梦麟毫不犹豫地将其请到北大当教授。犹如当年蔡元培延请梁漱溟。在蒋梦麟的诚挚待人下，20世纪30年代的北大聚集了一大批学有专长、业有专攻的专家、教授，北大成为人才荟萃之地，这就保证了北大的整体教学水平。

为了促使教学科研的健全发展，对蔡元培执掌北大时期形成的“囊括大典，网罗众家，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传统，蒋梦麟坚持不变。在“大度包容”的方针下，自由主义传统得以延续下来。他对全校同仁宣告：“我们当继续不断地向‘容’字一方面努力。‘宰相肚里好撑船’，本校‘肚’里要驶飞艇才好。”

蒋梦麟以自己的渊博学识和精明干练，在那段艰苦岁月里，克服重重困难，小心翼翼地把握着北大之舵，竭智尽能，把希望之舟平稳渡过惊涛骇浪，二十年如一日，终使北大的教学与科研水平稳步提升，达到了北大历史上的最高峰，为当时北平国立八校之首。到抗战前北大已跻身世界一流大学。对此，蒋梦麟十分谦逊地说：“我在北大工作二十几年，主持校政十七年，但知谨守蔡校长余绪，把学术自由的风气，维持不堕。”又说：“我自到北大后，始终得到适之、孟真的全力帮助，方才有北大的发展。”

“郭子仪第二”

在蒋梦麟的教育理念中，青年学生一般不应该介入现实政治，现实政治是成年人的事情，青年学生的根本目标是将自己培养、造就成有知识、有能力的有用之才，以供国家驱使。只有当现实政治实在惨不忍睹，成年人太不负责任的时候，青年学生利用自己的热情，出而唤醒民众，昭示天下，达成此目标即应返回教室，无论如何都不应该荒废学业，放弃其自身的职责，自坏国家将来之干城。

至于成年人的责任，蒋梦麟在当北大校长那些年里，从来未敢放弃，并以北平文化界领袖的身份冲锋在前，以致引起日本军方的关注，并将之列入应予逮捕的黑名单。1935年11月29日下午，日本宪兵径直来到北大校长室，“邀请”蒋梦麟到日本驻防军司令部“解释”其反对日本的事情。蒋梦麟本着“临难毋苟免”的古训，答应在一个小时之内就去。

当蒋梦麟将这件事告诉家里的时候，有朋友劝他不要去日本军营，听日本人到北大来逮捕好了。但是，他们敢吗？然而考虑再三，蒋梦麟依然决定单独前往，在天黑以前抵达设在东交民巷的日军司令部。

蒋梦麟独自前往，显然出乎日军的预料。日军大佐说：“我们司令请你到这里来，希望知道你为什么要进行大规模的反日宣传？”边说边递给蒋梦麟一支香烟。

“你说什么？我进行反日宣传？绝无其事！”蒋梦麟一边回答，一边接过日本人的香烟。

“那么，你有没有在那个反对自治运动的宣言上签字？”

“是的。我是签了字的。那是我们中国的内政问题，与反日运动毫无关系。”

“你写过一本攻击日本的书？”

“拿这本书出来给我看看！”

“那么，你是日本的朋友吗？”

“这话不一定对。我是日本人民的朋友，但是也是日本军国主义的敌人，正像我是中国军国主义的敌人一样。”

“呃，你知道，关东军对这件事有点小误会。你愿不愿意到大连去与板垣将军谈谈？”这时电话响了，大佐接了电话以后转身对蒋梦麟说：“已经给你准备了专车。你愿意今晚去大连吗？”

“我不去。”

“不要怕。日本宪兵是要陪你去的，他们可以保护你。”

听闻此言，蒋梦麟正色道：“我不是怕。如果我真的怕，我也不会单独到这里来了。如果你们要强迫我去，那就请便吧——我已经在你们掌握之中了。不过，我劝你们不要强迫我。如果全世界人士，包括东京在内，知道日本军队绑架了北京大学校长，那你们可就要成为笑柄了。”

这位日本大佐听到这句话脸色立即变了，好像蒋梦麟忽然成了一个棘手的问题。“你不要怕呀！”他心不在焉地说。

“怕吗？不，不。中国圣人说过，要我们临难毋苟免。我相信你也一定知道这句话。你是相信武士道的。武士道决不会损害一个毫无能力的人。”蒋梦麟抽着烟，很平静地对日本人说。

电话又响了，这位日本大佐再度转身对蒋梦麟说：“好了。蒋校长，司令要我谢谢你这次光临。你或许愿意改天再去大连——你愿意什么时候去都行。谢谢你。再见。”

对于这件事，罗家伦后来评价说，蒋梦麟是郭子仪第二，大有英雄精神。

七七事变爆发的时候，蒋梦麟正在南方，旋赴庐山参加蒋介石召开的谈话会，为全面抗战建言献策。7月底，北平沦陷，北大也成为日本的军营。根据国民政府的指示，相继沦陷的平津各高校陆续内迁，北大与清华、南开组建联合大学，先设长沙，后移昆明，是为抗战时期闻名国内外的西南联合大学。

西南联大由三个著名大学组建，蒋梦麟与清华校长梅贻琦、南开校长张伯苓为三常委，共同负责联大的日常事务，殚精竭虑，克服重重困难，为民族复兴、为建立新的国家保留了难得的读书种子，谱写了中国近代教育史上最辉煌的一页。

由于西南联大的三个学校都是名校，有着各自不同的传统、优长之处及学风，以学校的历史及校长的资历而论，蒋梦麟应该居于领导地位。但他为了三校的团结，为了中华民族的整体利益，坚决主张不设校长，实行常委负责制，共同主持校务。大政方针实行合议制，推请梅贻琦为主席，实际主持学校的一切日常行政事务，而蒋梦麟主要负责对外，校内的事务基本不管。蒋梦麟就此常说：在联大，我不管就是管。

“家是我痛苦的深渊”

1936年，时任北京大学校长的蒋梦麟迎娶陶曾谷女士，在北平举办婚礼，邀请胡适做证婚人。可是胡适的妻子江冬秀因为蒋梦麟为娶陶曾谷遗弃原配，不赞成胡适为两人证婚，把大门一关，就是不让他出去。原来，蒋梦麟为继娶陶曾谷而与原配离异，在江冬秀看来，蒋梦麟道德上是有愧的。胡适只能跳窗“脱逃”，成其美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