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煮酒论史篇】 汉代家庭的生活消费
林甘泉:‘养生‘与‘送死‘：汉代家庭的生活消费
提要
一定的生活样式反映一定的文化传统。在以家庭为本位的中国古代社会‘个人消费不占重要地位‘生活消费通常集中表现为家庭消费‘而．养生j与．送死．则是家庭消费的两大项目。本文拟结合文献资料和考古文物资料‘对汉代的‘养生‘与‘送死‘进行一些考察。全文分三部分：(一)‘养生‘：最低限度的生活消费：(二)经济收入与‘养生‘消费的差别；(三)‘送死‘：‘富者奢僭，贫者殚财‘；(四)‘养生‘与‘送死‘的社会保障。
‘养生‘的消费水平归根到底取决于各个家庭的财产状况。但是各个时代维持劳动力再生产所必需的生存消费，有一个最低限度的标准。汉代一个五口人的农民家庭，每年粮食消费约谷149石，加上食盐和衣服费用，全年最低限度的生活费用约需236．4石，假定这个家庭有土地100亩，按当时平均每亩(小亩)产粮2石计算，其全部收获用来支付衣食费用尚缺粮36．4石。
汉代贵族、官吏和地主的基本经济收入‘都大大超过一般农民家庭所必需的最低限度的生活费用。对于他们来说，“养生”并不是一种单纯的生存消费，而是为了获得物质上和精神上巨大满足的享乐消费。就基本经济收入和生活奢侈的程度而言，排列第一的是贵族，第二是大地主(尤其是商人地主)，第三是官吏。
“送死”是一种特殊的生活消费。汉代盛行厚葬，‘送死‘被视为‘养生‘的延长，成为夸饰家庭社会地位和财力的一种标志。追求复制和表现死者生前的生活样式，是汉代基葬的一个重要特点。不仅富贵人家厚葬奢僭，连一些家境并不富裕的人家也不惜耗尽家产厚葬，这种风气与当时流行的孝道观念有关。
中国封建社会的一个重要特点，是全部社会关系都带有封建伦常的色彩。当有的穷困家庭‘养生‘和‘送死‘最起码的消费都无力承担时，它的宗亲族党和封建国家都有责任予以救济。这种救济从一定意义上说来‘是中国古代‘养生‘与‘送死‘的一种社会保障，但它所起的作用极其有限。广大农民由于饥寒交迫而流离失所，因此社会生产往往无法正常运行。随着社会危机的加深，一场农民起义也就必不可免了。
关键词：生存消费 享乐消费 最低生活费用 基本经济收入 社会保障
人类社会的生产和消费相互依存，互为前提。没有个人和集团的消费，社会生产就无法进行，人类自身也无从繁衍。
不同的消费方式反映不同的文化传统。在以家庭为本位的中国古代社会，个人的消费不占重要地位，生活消费通常集中表现为家庭消费，而．养生j和‘送死‘则是家庭消费的两大项目。本文拟结合历史文献和考古材料，对汉代的‘养生‘和‘送死‘进行一些考察。
一、‘养生‘：最低限度的生存消费
中国古代所谓‘养生‘，既指自身的物质生活享受，也指子女对父母的奉养乃至整个家庭的生活消费。孟子说：‘谷与鱼鳖不可胜食，材木不可胜用，是使民养生丧死无憾也。‘(《孟子·梁惠王上》)他所说的‘养生‘，即包括‘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畜妻子‘(《孟子·梁惠王上》)的整个家庭的生活消费。《盐铁论·本议》说：‘陇、蜀之丹漆旄羽，荆、扬之皮革骨象，江南之柟梓竹箭，燕、齐之鱼盐旃裘，兖、豫之漆丝絺纻，养生送终之具也，待商而通，待工而成。‘这里的‘养生‘也是就各个家庭的生活消费而言的。
‘养生‘的消费水平，与人们的消费观念有关。不同时代和不同地区有不同的生活样式，由此也产生了各个时代和各个地区之间消费观念的差异。譬如汉代的南方和北方、东部和西部之间，由于自然条件和文化背景的不同，在衣食住行各方面的消费就有不少差异。但从根本上说来，“养生”的消费水平取决于各个家庭的经济收入和财产状况。《汉书·杨王孙传》说，杨王孙‘家业千金，厚自奉养生，亡所不致。‘家境不如杨王孙的，就不可能像他那样消费，由于社会地位和经济收入不同，汉代家庭‘养生‘的消费水平可以说干差万别，我们要对此作出全面和具体的说明是很困难的。但是各个时代维持劳动力再生产所必需的生存消费，大体上有一个最低限度的标准。晁错说：‘人情一日不再食则饥，终岁不制衣则寒。‘(《汉书·食货志》)一个人每天至少要有两餐，每年至少要制一套衣服，这是维持生存所必需的最低限度的消费。战国初期‘李悝曾经对农民五口之家必需的衣食费用算过一笔账。利用文献记载和出土文物，我们对汉代农民家庭所必需的最低限度的衣食费用，也可以作一些推测。
汉代普通家庭的饮食非常简单，通常是‘饼饵麦饭甘豆羹‘，‘园菜果蓏助米粮‘(《急就篇》)。粮食和菜蔬都是农民自己耕作的收获。在估算农民家庭最低限度的饮食消费时，我们甚至可以不考虑菜蔬，只计算人们生存最必需的粮食和食盐的消费。
汉代口粮的一般标准，从文献记载和考古材料中大致可以了解。《盐铁论．散不足》说：‘十五斗粟，当丁男半月之食。‘《氾胜之书》说‘丁男长女‘岁食三十六石‘粟。王充《论衡·祀义》说：‘中人之体七八尺，身大四五围，食斗食，歠斗羹，乃能饱足，多者三四斗。‘崔寔《政论》说“长吏及其奴从二人每月”食粟六斛‘。这些记载都说明汉代成年劳力每月口粮大致是谷三石。按粮食加工消耗率计算，谷三石折糙米一石八升[1]。也就是说，每人每日的口粮是六升左右。《汉书·匈奴传》载王莽发三十万士兵出征匈奴，严尤上书说：‘计一人三百日食，用糒十八斛，非牛力不能胜。“糒”是用米做的干粮。‘用糒十八斛‘，是指三百日的干粮用米十八斛，正好也是日食米六升。对于一个成年劳力来说，每日六升口粮恐怕是维持劳动力再生产的最低标准了。这从汉代屯田士卒的口粮供应也可以得到证实。
汉代边塞吏卒的口粮和日用衣物都是由国家供给的。居延汉简所载边塞吏卒
的廪食，有每月‘三石三斗三升少‘、‘三石二斗二升少‘、‘三石‘，以及‘二石‘、‘一石九斗三升少‘等不同记载。其中，以‘三石三斗三升少‘的记载最多。吏卒廪食是按每月的天数计算的，因此大月小月自然就会出现差别。杨联升先生曾经正确地指出，‘三石三斗三升少‘与‘三石二斗二升少‘虽是两种计量，‘然苟以大月三十日小月二十九日释之，则每日均为米六升太半升。‘(杨联陞1992)但杨先生以‘额较多者谓未舂之粟，额较少者谓已舂之米‘，认为‘二石‘与‘一石九斗三升少‘之廪给为米而非粟，这个意见却值得商榷。因为有的简文明确记载‘二石‘与‘一石九斗三升少‘之廪给是粟。陈直先生认为‘三石三斗三升少‘是小石，‘二石‘是大石，这个解释就较为合理(陈直1986)。总之，边塞吏卒的口粮标准基本上是每月‘三石三斗三升少‘(小石)。这个口粮标准比内地一般的劳力略高，大概是因为边塞劳动条件比较艰苦的缘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