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记 我的文学青年生涯（第2/8页）

　　从文体上，它非驴非马，不是纯粹的散文，也称不上小说。它是一种叙述和思考的杂糅，是一种合金体的怪物。后来还是评论家们给这一类东西定义为“跨文体写作”。后来有人说：“张宏杰的写作在一定程度上是典型的跨文体写作，掺杂了大量小说式、历史报告文学式、甚至心理分析式的写法。”

　　我对这篇东西相当满意，认为我可以开始文学青年的第二个规定动作了：投稿。

　　那个时候要成为“作家”，必须向文学杂志投稿。文学杂志是通向文坛的独木桥。网络那时刚刚兴起，网络文学这个名词还没出现。每一个“文学青年”，都先要在文学期刊上“露脸”。一般的路数是先在“省市级”文学期刊上“崭露头角”，然后在“国家级期刊”上引起关注。这样，你就有机会参加各种笔会采风之类的文学活动，有资格加入市、省乃至中国作家协会。接下来你的奋斗目标就是被一些知名评论家评论和文学权威认可，获得一些“省级”乃至“国家级”文学奖项，这样你就会在作家协会体系内混到一个“官位”，比如某市作家协会主席、某省作家协会副主席。这样你就算是功成名就，可以被称为“知名作家”，有资格出席“中国作协全国代表大会”或者“全国青年作家创作会议”之类的荣誉性大会，享受各级作协组织的免费出国采风交流之类的活动。这是彼时一个正常文学青年的作家之路。

　　那时候，人们做梦也想不到，十年后会有很多人比如当年明月，只须把文字发到网上，就有可能被广大网民关注，成为风行海内的畅销书作家。更想不到，一个少年韩寒，居然拒绝了进入作协的邀请。

　　那么换句话说，在我开始写作的时候，文学杂志的编辑、文学评论者和文学权威，是一个文学青年成功道路上的三道闸门，你必须一一攻克。首先要做的，当然是先敲开文学杂志的大门。作为文学体制的一部分，到今天为止，全国各省都会有至少一本“纯文学期刊”。按照“文学圈儿”内的标准，文学期刊大致可以分为两级。一级是“省级”，比如辽宁的《鸭绿江》、黑龙江的《北方文学》，这些刊物影响比较有限，换种说法可以叫二流的文学期刊。另一级是“国家级”，其中也包括一些影响很大的地方刊物。大致有《收获》、《当代》、《十月》、《大家》、《钟山》、《天涯》、《人民文学》、《花城》、《作家》……大家心中公认的第一位，当然是《收获》。

　　和一般文学青年先从“省级期刊”投起不同，我第一次投稿，就把那篇《无处收留》投给了《收获》。

　　我决心要用这篇作品作为开头炮，轰开我的“作家”之路。相比当时文学刊物上的其他“文化散文”，我自认为这篇东西绝不逊色。我莫名其妙地相信，它一定会得到编辑们的好评。稿件寄走后，我不停地幻想着这个大信封在收获杂志社内会遇到什么样的命运。我幻想着某天早晨，一位编辑打着哈欠漫不经心地打开这个信封，读了几段，他坐直了身子，又读了几页，他拍着桌子，大呼小叫，连呼其他编辑来看……我幻想着这篇作品使中国文坛知道了有一个叫张宏杰的二十四岁的“青年作家”，比余秋雨更善于讲述历史中的人性……我幻想着我的生活轨迹将从此变样。收到稿费、参加各种笔会、同事们刮目相看的目光、逃离这无聊的工作……通过写作改变命运，是那个时代屡见不鲜的传奇。

　　投出去的半个月后开始，我就经常去单位的传达室。但是直到第三个月头上，还是没有任何回音。虽然没投过稿，但是长年阅读文学杂志，我有大量的文学常识。我知道文学刊物的审稿期限是三个月。

　　我并没有丝毫气馁。虽然放任自己的幻想，但我其实一开始就将写作之路上的困难预想得很充分：我把它当成了考验一个人意志和能力的英雄事业，而英雄事业不太可能一帆风顺。我读过许多作家传记，那些作家投稿屡屡被拒的故事令我印象非常深刻。特别是《马丁·伊登》中那艰难卓绝的戏剧性的奋斗生涯每每令我激动感慨。第一次投稿就投给了心目中最好的刊物，其实更多的是出于一种试试看的心理。没反应没关系，一流文学杂志还有很多。

　　于是我又打印了一份，把它寄给了《当代》。

　　三个月后，我又寄给了《十月》。

　　在那之后，我学聪明了：我开始了一稿多投。我同时投给三家刊物，并随时作好收到一家用稿信后马上通知另两家的准备。

　　可是一年之内，我连退稿信是什么样的都没有见过：所有的杂志都没有任何回音。

　　我开始像杰克·伦敦一样，开始怀疑邮路那头到底有没有活人做编辑。

　　更多的时候，我怀疑自己到底有没有文字方面的才能。不过，我初中时确实做过语文课代表啊！

　　毛时代出生的人都有点不服输的劲。我下定了决心：我要用三年时间来打通写作这条路。这三年里我要写出三十万字的东西。如果这三十万字都不能发表，那么才可以确认我没有写作才能，我会永远放弃这件事。

　　就在下定这个决心后不久的一天，我又一次忐忑地来到单位的传达室。

　　我很怕同事们知道我被退稿，我甚至没让任何人知道我投过稿。所以科室订的报纸杂志都是由我主动来取。

　　一堆报纸杂志中夹着一个中等大小的信封，上面“《大家》杂志社”几个字很明显。我的心开始砰砰跳动。

　　办公室中午正好没人，我撕开了信封，里面的是一幅龙飞凤舞的行书：

　　“张宏杰先生：你的《无处收留》写得棒极了！准确、结实、饱满。编辑部一致同意向你约稿，因《大家》明年将倾力推出一种实实在在但同时也更为文学、更边缘化的写作方向。《无处收留》略嫌偏‘实’，若能再个人化一些，可在《大家》刊发。朱晓桦。”

　　你可以想象我的兴奋。我终于确信，“文学事业”是我想象中的那么回事儿。有那么一群敬业的人在操持着人类的灵魂或者心灵。那时的《大家》

　　创刊不久，上升势头很猛，办得非常有范儿，开本很大，黑色的印有历次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头像的封面做得大气十足。朱晓桦字体潇洒的信我读了许多遍，我想象他一定是一个留着长头发的青年人。我当天晚上就开始对《无处收留》进行修改，朝着我理解的“个人化”风格靠拢。虽不至于夜不成眠，但白天我大脑中犹如热恋中的大脑总想着恋人的脸一样，总是转着《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