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记 我的文学青年生涯（第3/8页）

　　那黑色的封面。半个月后我把稿子寄回去，然后就是数着日子等待。

　　写作两年，终于“梦想成真”了。能在《大家》这样有份量的杂志上发表“处女作”，应该也算一个漂亮的开头了吧？也许过些天，我就会去“春城”昆明开笔会了。

　　三个月后，第二封信来了，我急切地打开，却是一盆冷水：“你的《无处收留》送审时未通过，说是暂时不发历史题材。《大家》杂志社将要自负盈亏，在如何走向市场上考虑得较多，原来选定的许多稿子都压下了，你也可以别处想想办法。”

　　我曾经铁了心要把处女作发表在一流刊物上，一鸣惊人，一举成名。我最讨厌的事只有一个：平庸。不过，在《大家》退稿后，我痛定思痛，不得不做出重大退步：除了《无处收留：吴三桂》这篇我最喜欢的稿子之外，我将《蒙古无边》等其他稿子投给省级文学刊物：我要先踏入“文学圈儿”啊。

　　首先想到的当然是辽宁省的那本《鸭绿江》，虽然今天可能没多少人知道还有这样一本刊物，但在八十年代，它曾经辉煌一时。

　　标准自减一档，似乎就一路通畅：一个多月后，我就收到了《鸭绿江》

　　一位叫李轻松的编辑热情洋溢的回信，然后，一九九八年第二期《鸭绿江》

　　刊出了我的《蒙古无边》，于是这篇文章成了我的“处女作”。

　　从那之后，我和诗人李轻松成了朋友。通过和她通信，我才发现，原来我能在这样一本省级文学刊物上发表作品，其实也是一种小概率事件。她说，发现我作品时，她刚刚从别的单位借调到《鸭绿江》作编辑，一般的编辑都不爱看自发来稿，因为里面百分之九十五以上都是不通之作。只有她这个新手还有兴趣翻翻。她很偶然地在堆如小山的自然来稿中，抽到了我的信封。

　　直到这时，我才知道还有“自然来稿”这一说。也就是说，文学刊物中刊发的，大部分都不是像我这样直接写上“某某编辑部收”的稿件。你起码要写上具体某个编辑的名字，被拆开看的可能性才更大一些。更靠谱的做法是，先设法与编辑认识。起码，先要有朋友居中介绍。要不然，你“成功”的概率就会降低很多。一般来说，一本刊物刊发的“自然来稿”，也许只占五分之一到十分之一。

　　我感觉很意外。我所知道的“文学世界”不是这样的。在我心目中，“文学世界”真有点“高于生活”的意思，它应该是一群不世俗的人按着非世俗的规则操作的事儿。我一直认为作家一开始都应该是“自然投稿”，而编辑对所有稿件都应该是一视同仁。有这个“文学世界”存在，或者说，有这样一群抵抗世俗的人存在，这个世界才值得生存。所以这一事实对我震动很大，让我晕头转向了许久。我回想起自己苦等编辑们回音的日日夜夜，现在才想明白，也许我投出去的信封，至今仍然没有打开。

　　不过，这一知识对我并没有什么影响。在那之后，直到今天，在通常情况下，我仍然坚持“自发投稿”（虽然今天我已经基本不投稿了）。之所以如此，是因为我认为这是“正确”的，这是我少年时代梦想的一部分。当然，也如以前一样，直到今天，我的“自发投稿”百分之九十五以上都没有回音。

　　这反应了我性格中的某种“心理疾病”，我没法治愈它。

　　《蒙古无边》的发表，标志着我“走上了文学之路”。也算是“国家级刊物”的《青年文学》也接受我的“自然来稿”，发表了我的第一篇也是迄今为止唯一一篇小说《说话算话》，我还记得给我回信的编辑叫陈锟。再后来，《散文选刊》选载了我在《鸭绿江》上的散文。被选载，也算是某种形式的被承认。我陆陆续续在省级文学期刊上发表了一些作品。然后，我被省作协“发现”，参加了省文学院的“青年作家培训班”。在那之后，我又成为“省文学院合同制作家”。这是各省“鼓励文学创作”的通行作法：省作协在全省范围内挑选十多名最有实力最能出“成果”的中青年作家，与之签约，按照你每年在“省级”、“国家级”刊物上的发表量以及被转载的数量，会给予一定津贴。在一省的文学界，这算是一种比较重要的认可。也就是说，我确乎已经是“青年作家”了。

　　但是，我仍然没能把《无处收留》发表在“一流”刊物上。这是我的一个心结。我一直没有放弃努力。这篇稿子一天也没停地在邮路上奔波。又一个编辑给我回音了。在《大家》退稿之后不久，《花城》的一位叫文能的编辑给我来了用稿信。这封用稿信明确讲，将于明年刊发。

　　到了年底，文能的第二封信来了：“你的稿件本已确定刊发，但是我因个人原因，将调离杂志社，加上杂志社内部关系复杂，因此此稿也无法用了。我已经将它推荐给了其他刊物，请相信这是一篇好作品，肯定能发出来。”

　　过了几个月，《天涯》杂志李少君的一封回信证明文能先生确实在努力帮我的忙：“文能转过来你一篇关于吴三桂的文章。我们看过，认为很好，本来是可以在《天涯》发的，但太长了。你功底、文笔都不错，有什么其他稿可以寄些来。这篇你可以寄给《收获》看看，他们应该是可以发的。”

　　……直到二OO一年，我已经出版了第一本散文集之后的第二年的夏天，到辽宁文学院开会。我几乎已经忘了有一篇稿子还漂在路上这件事，直到文学院一位工作人员把一本已经磨破边了的牛皮纸信封扔给我：“请客吧！给你的杂志，寄到这来了。”

　　是二OO一年第一期的《钟山》，目录栏中赫然写着：“《无处收留》，张宏杰”。因为彼时我已经是“辽宁文学院合同制作家”，所以杂志被莫名其妙地寄到了这里。杂志里还夹着一封信，主编傅晓虹说，是文能转给她的稿子。

　　这篇文章一刻不停地在路上奔走了五年，这五年，我由二十四岁变成年近三十，它则餐风宿露，不眠不休，撞过了十几家杂志的大门，最终，到底在一本“一流刊物”上露面了。我终于对得起它了。（到今天为止，我也没见过文能先生，甚至没通过一次电话。我不知道他现在在什么地方工作，还是已经退休了。）我打开杂志，将这篇《无处收留》从头到尾一字不落地又读了一遍。我记得大学期间我在《钟山》上读到的大量好东西：苏童、余华、贾平凹、汪曾祺……如今，我隐隐有了与他们，这些我昔日的文学英雄并肩站在一起的感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