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现代中国的天下与夷夏之变异（第6/6页）
新天下主义追求的是“好的”文明，而文化民族主义拥抱的是“我们的”文化，真正的问题在于：如何将他人“好的”文明转化为“我们的”文化，成为民族主体性的一部分；而将“我们的”文化放在世界视野之中，上升为普世文明，让它从特殊走向普遍，成为全球普世之“好”？古代中国的天下主义和夷夏之辨，提供了将普遍性融入特殊性、从本土文化上升为普世文明的智慧。
[1] 许倬云：《我者与他者：中国历史上的内外分布》，第20页。
[2] ［日］宫崎市定：《中国文化的本质》，见《宫崎市定论文选集》，下卷，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翻译组编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65年，第304页。
[3] ［清］郭嵩焘：《郭嵩焘诗文集》，杨坚点校，长沙：岳麓书社，1984年，第202页。
[4] 许倬云：《我者与他者：中国历史上的内外分布》，第20页。
[5] 详见钱穆：《中国文化史导论》，第22页。
[6] 钱穆：《中国文化史导论》，第23、132页。
[7] 参见［美］杜赞奇：《从民族国家拯救历史：民族主义话语与中国现代史研究》，王宪明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第2章，第39—74页。
[8] 黄晓峰：《姚大力谈民族关系和中国认同》，载《东方早报·上海书评》，2011年12月4日。
[9] 参见［日］松本真澄：《中国民族政策之研究：以清末至1945年的“民族论”为中心》，鲁忠慧译，北京：民族出版社，2004年，第299页。
[10] 参见严复：《原强》，见欧阳哲生主编：《中国现代学术经典·严复卷》，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6年，第540—551页。
[11] 梁启超：《论变法必自平满汉之界始》，见《梁启超全集》，第1册，第51页。
[12] 梁启超：《新史学》，见《梁启超全集》，第2册，第741—746页。
[13] 梁启超：《论中国之将强》，见《梁启超全集》，第1册，第100页。
[14] 梁启超：《论中国人种之将来》，见《梁启超全集》，第1册，第259—262页。
[15] 关于近代中国种族论和社会达尔文主义的研究，参见［荷］冯客：《近代中国之种族观念》，杨立华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9年；［美］浦嘉珉：《中国与达尔文》，钟永强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8年。
[16] 刘师培：《中国民族志》，见《刘申叔遗书》，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7年。
[17] 邹容：《革命军》，见中国哲学史研究所编：《中国哲学史资料选辑》，近代之部，下册，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523页。
[18] 刘师培：《伦理教科书》，见氏著：《刘申叔遗书》。
[19] 杨度：《金铁主义说》，见刘晴波编：《杨度集》，第374页。
[20] 参见［日］村田雄二郎：《孙中山与辛亥革命时期的“五族共和”论》，载《广东社会科学》，2004年第5期；常安：《清末民初宪政世界中的“五族共和”》，载《北大法律评论》，第11卷第2辑，2010年。
[21] 参见杨度：《金铁主义说》，见刘晴波编：《杨度集》，第258页。
[22] 参见杨度：《金铁主义说》，见刘晴波编：《杨度集》，第301页。
[23] 参见［日］松本真澄：《中国民族政策之研究：以清末至1945年的“民族论”为中心》，鲁忠慧译，第2章第1节。
[24] 黄晓峰：《姚大力谈民族关系和中国认同》，载《东方早报·上海书评》，2011年12月4日。
[25] 参见王尔敏：《晚清政治思想史论》，台北：商务印书馆，1995年，第33页；王尔敏：《中国近代思想史论续集》，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年，第56—59页。
[26] 王韬：《弢园文录外编》，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2年，第245页。
[27] 参见并转引自钟叔河：《走向世界：近代中国知识分子考察西方的历史》，北京：中华书局，2000年，第13章，“西方文明对郭嵩焘的影响”，第225、215页。
[28] 参见王尔敏：《晚清政治思想史论》，第72页。
[29] 关于《社会通诠》在中国的传播以及影响，参见王宪明：《语言、翻译与政治：严复译〈社会通诠〉研究》，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
[30] 参见［日］福泽谕吉：《文明论概略》，北京编译社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7年，第9—41页；另参见［日］子安宣邦：《福泽谕吉：〈文明论概略〉精读》，陈玮芬译，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7—35页。
[31] 梁启超：《文野三界之别》，见《梁启超全集》，第1册，第340页。
[32] 参见李大钊：《新中华民族主义》《大亚细亚主义》，见《李大钊全集》，第2集，第493页、662—663页。
[33] 陈寅恪：《审查报告三》，见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下册，北京：中华书局，1992年。
[34] 胡适：《个人自由与社会进步：再谈五四运动》，载《独立评论》，第150号，1935年5月1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