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这就要涉及到一种似乎与“回煞”截然不同的俗信：“出煞”，即煞不是亡魂的回归，而是从亡人棺柩中出来的鬼物。唐人张读《宣室志》说：“俗传人之死凡数日，当有禽自柩中而出者，曰‘杀’。”并说有人打猎时网得一巨鸟，高五尺余，但等到解开网，那鸟却不见了。问附近的居民，有人道：“里中有人死且数日，卜人言，今日‘杀’当去。其家伺而视之，有巨鸟色苍，自柩中出。君之所获，果是乎？”

这“苍色”的怪鸟或被称作“罗刹魅”，显然是看作罗刹恶鬼一类了。张《朝野佥载》记一故事，一年轻人路上遇一青衣女子独行，惑其姿色，邀回家中共寢。次日，家人敲门不开，“于窗中窥之，惟有脑骨头颅在，余并食讫。家人破户入，于梁上暗处，见一大鸟，冲门飞出，或云是罗刹魅也。”清人袁枚在《子不语》中大谈罗刹鸟，许秋垞《闻见异辞》言及布灰认迹，见灰上有细小禽爪印迹，玩笑说“尚不至如罗刹鸟之食人眼也”，都是源于此故事，可见他们是把“罗刹魅”看成“煞鬼”，而这煞鬼却是要吃死尸的。

在《通幽记》中也有类似之物，出现于人死之后，煞鬼的性质更为显明了，而那故事更是诡异：

贞元九年，前亳州刺史卢瑗父病卒。后两日正昼，忽有大鸟色苍，飞于庭，度其影，可阔丈四五。顷之，飞入西南隅井中，久而飞出。人往视之，其井水已竭，中获二卵，大如斗。将出破之，血流数斗。至明，忽闻堂西奥有一女人哭。往看，见一女子，年可十八九，乌巾帽首，哭转哀厉。问其所从来，徐徐出就东间，乃言曰：“吾诞子井中，何敢取杀？”言毕，却往西间，拽其尸，如糜散之，讫，奋臂而去，出门而灭。

至宋时，廉布《清尊录》则记郑州进士崔嗣复入京途中，宿一僧寺，堂上厝有新棺。至夜，则见“一物如鹤，色苍黑，目炯炯如灯，鼓翅大呼甚厉”。至京师，问于一僧，云：“此新死尸气所变，号阴摩罗鬼。”据此僧说，阴摩罗鬼见于“藏经”，估计这只是他的杜撰。而洪迈《夷坚丁志》卷十三记徐吉卿居衢州，乾道六年间，白昼有物立于墙下，人身鸡头，长可一丈。侍妾出见之，惊仆即死。徐吉卿次子官于秀州，数日后闻其讣，正此怪出现之日。

至清代，煞鬼如禽之说更为纷杂。董含《莼乡赘笔》卷下记“煞神”为“一巨鸡，高四五尺，绛冠铁距，上骑一道士，长及屋梁，鼓翼昂首，从外而入。”王同轨《耳谭类增》卷二四“煞神”云是“雄鸡巨如鹤，钩喙怒目，飞立棺上”。《三借庐笔谈》卷一一“遇煞”条，则为一巨鹅，两眸炯炯作绿色。钱泳《履园丛话》卷一五“打眚神”条，则为一大鸟，人面而立，两翼扑人，宛如疾风，被扑中者满面皆青。袁枚《子不语》卷二“罗刹鸟”条，则为一大鸟，色灰黑，而钩喙巨爪如雪，为墟墓间“太阴积尸之气”所化。《遯斋偶笔》卷下“回殃”条，言某人见一人家避煞空宅而去，宅内有一棺，棺上有物如家鸡，遂疑为殃煞。薛福成《庸庵笔记》卷六“杨孝廉遇煞神”条，则为似雄鸡者，集于厅屋之上，其眼绿光两道，直射人面。清人汤用中《翼駉稗编》卷五“煞神”条说得最为确凿，说常州丧俗，人死殓时要以瓦罐覆地，那瓦罐中就罩着煞神，葬时起棺，请巫师诵咒破罐，则道煞神退去，而煞神“其形如鸡”。有一冯氏者新丧，不小心瓦罐被孩子们打破，于是煞神逸走。邻居有楼，封扃已久，此时忽闻拍翅声，打开楼门启视，正见“一鸡冠距甚伟，不知从何处来。罩以巨笼，倏失所在。”

阴摩罗鬼——日本鸟山石燕《今昔画图续百鬼》）

说到此处，我们就可以看看东汉王充《论衡·订鬼》中的一段话了：

俗间家人且凶，见流光集其室，或见其形若鸟之状，时流入堂室。

“家人且凶”，即言人家有病重危殆之人即将断气，而此时将要出现异物。这里虽然没有说到“煞鬼”，但其鬼之形“若鸟之状”，却与后世煞鬼似禽之说相应。[1]也许我们就可以就此推测，在三国之前的东汉，可能已经有了煞殃之说的前兆了。可是把避煞之俗向前推上一二百年，也于中华文明无大光可增，所以现在大家关心的问题所在，似乎不是避煞究竟起于何时，而是民间为什么会出现这样一个与中国礼教相悖逆的丧俗，人们为什么要避煞，所避之煞究竟是什么东西，为什么这些煞鬼往往被人认作禽鸟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