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 物（第2/12页）

这个传奇性的遭遇给吴三桂带来的是一生受用不尽的声誉资本。在文恬武嬉的大明王朝，这个十几岁孩子的孝勇之举立刻遍闻天下。连皇太极也对这个后生赞不绝口，称他为“好汉子”，并不无遗憾地说：“吾家若得此人，何忧天下？”

在以德治天下的社会，对人的道德自觉非常重视，把它作为维系社会运转的基础，每一例出于人性自然的道德行为立刻会被社会舆论纳入伦理纲常系统大加褒扬，为了鼓励人们的这种行为，社会为此建立了相应的赏罚机制：德行能直接换取官阶和禄位。根据这种思维方式，父子人伦，是最基本的社会关系，从一个人对父母的态度，可以推断他对他人对国家的态度。“求忠臣于孝子之门”，就成了当然的逻辑。当吴三桂带着一身血水汗水杀回锦州城之后，祖大寿对他说的第一句话就是：

儿不忧不富贵，吾即题请封拜。

之后，吴三桂高中武举；再之后，仕途一路坦荡，年仅二十八岁，就做到了镇守一方的宁远总兵，成为青年将领中的翘楚。在仕途的攀升过程中，他比谁都更深切地感受到道德资源对一个人社会成就的巨大推动作用。他十分珍重自己忠臣孝子的社会形象，他习惯性地围绕这个形象设计自己的行动。他在父母面前恭谨体贴，在朋友圈里轻财好士，在百万军中英勇无双。他知道社会对他的角色期待，也尽心尽力地完善自己的社会角色。年仅三十二岁，他即已被破格提拔为辽东提督，总领关外军事，社会对他的回馈不可谓不厚。大明朝对他确实高恩厚德。

确切地分析吴三桂选择中的道义原则和现实利益的比重也许是不可能的。不过，最后的结果是明确的，他拒绝了舅舅的建议。此举很快就为朝廷所知，并进一步丰厚了他的道德资本。不过，从以后的叙述中我们便会得知，他的这一选择并不轻松。

二

大明朝就像一辆沿着下坡奔向悬崖的马车，所有的势能都指向一个万劫不复的终点。这些势能是此前的几个世纪积累起来的。它的最后一任驭手崇祯皇帝竭尽心力的努力看起来更像一个苍白的手势，于事无补。相反，也许正是由于他的垂死挣扎，反而加速了这一进程。

大明朝的问题不在于遍地的水灾、旱灾、蝗灾，不在于四处蜂起的盗贼，也不在于几位奸臣或昏君。这些只是表象。在这一切的背后，支撑社会正常运转的精神支柱已经腐烂了。

历史上没有哪个朝代像明代那样重视名教纲常。

可是也从来没有哪个朝代像明朝后期那样，整个社会的道德水准空前低落，人们的精神生命空前萎缩，社会陷入严重的道德危机之中。

名教纲常的道德约束作用因为朱氏家族的透支使用而遭到严重损害。事实上，儒教的伦理规范有着天生的缺陷。它基于人性本善的虚妄假设，要求每个人都应该压抑心中活泼的自然欲望，通过极大的自我克制服从于僵硬的道德教条。它没有为人的自然本性中软弱丑恶的一面留下弹性空间，不承认人的平庸和趋利避害的本能，不承认人的生存的自主权利，缺乏对人的基本物质需要的尊重与关怀。它只有最高标准而没有最低标准。它也许能激起“文化大革命”中红卫兵式的道德狂热，却不适宜作为普遍意义上的人性调节器。

在明朝以前，儒教更多的是作为一种软约束发挥作用，而在明朝，这种软约束越来越硬化，这就使这一伦理标准陷入了困境。由于操作上的难度，它实际上成了一种“伪标准”，造成实际道德标准的缺失。人们有充分的智慧来解决道德高压和自然欲望间的矛盾。他们一方面通过伪饰行为来装点门面；另一方面背地里则是心照不宣地沉沦在道德禁区里，享受矫枉过正的物质欲念的满足。道德价值过分张扬的最终结果却是整个价值体系的削弱扭曲和人欲中卑劣丑恶一面的大放纵大宣泄。

随便举几个例证便可以把上述论证落到实处。嘉隆以来，整个明朝社会陷入奢靡淫纵之中，上至公卿士人下至平民百姓，每个阶层都沉陷于自然人性的放纵之中。在民间，金粉气息充斥于大街小巷，狎妓征歌之风遍及每个角落，街道上公然出售淫具春画。色情文学成为民间文学的主流。在社会上层，这种风气更为炽盛。宪宗成化年间，内阁首辅万安因进献房中术而得到宠信，朝中执掌风宪谏诤的大臣也居然争献媚药秘方。嘉靖年间，道士邵元节、陶仲文都因为长生之术见用，官到礼部尚书，陶仲文更是一身而兼三公。下九流出身而位极人臣，让人瞠目不已。事实上，贪污是官僚们的日常工作，金钱实际上已取代了一切价值标准，社会正义被统治阶层远远抛开，到处是暴富和赤贫的强烈对比。

有人说，十六、十七世纪是中国人文主义思潮的兴起阶段。这是一种善意的误解。明朝社会的晚期，人性的约束实际上固然已经废弛，但人们并没有公然宣称人的觉醒。人们生活在犯罪感中，虽然狂纵不羁，但是正统的社会价值依然是心中的认同。这只能导致人精神的委顿，导致人们强烈的务实倾向，回避任何实质上的崇高。这个自古以来强调道德价值的群体，终于在此时成为世界上最为现实主义的民族。

最有说服力的材料恐怕还是末代皇帝崇祯在诏书中亲口所说的：

张官设吏，原为治国安民。今出仕专为身谋，居官如同贸易。催钱粮先比火耗（征收钱粮先要克扣），完正额又欲羡余（国家规定之外又要私自征收）。甚至已经蠲免，亦悖旨私征；才议缮修，辄乘机自润（一有建设工程，就乘机中饱私囊），或召买不给价值，或驿路诡名轿抬。或差派则卖富殊贫，或理谳（判案）则以直为枉。阿堵违心（不给贿赂），则敲朴任意；囊橐既足，则奸慝可容。抚按之荐劾失真，要津之毁誉倒置。又如勋戚不知餍足，纵贪横于京畿；乡宦灭弃防维，肆侵凌于闾里。纳无赖为爪牙，受奸民之投献。不肖官吏，畏势而曲承。积恶衙蠹，生端而勾引。嗟此小民，谁能安枕！（《明季北略》卷十三）

我们不得不佩服这位末代皇帝的清醒、洞察力和勇气，还有不错的文笔。可惜仅仅描述症状无济于事。没有哪位名医能挽回大明朝的抽心一烂。

这一切都发生在三纲五常的覆盖之下，牌坊依然一个接一个地树起，海瑞那样死抱教条的书呆子依然不断出现，正是他们，成了公众所需要的社会装饰品，点缀着人欲横流的社会的外表。在此表象之下，社会的精神支柱已被抽去，正统价值观念已经不能整合社会力量，整个社会成了一盘散沙。由于没有一个切实可行的人格标准，在父父子子君君臣臣的社会关系表象之下是人们之间的深刻的不信任。人们因为对自己不抱信心，所以对他人也失去了信心。皇帝信不过大臣，上司信不过下属，朝中大臣信不过外面征伐的武将。满朝文武只知自己的身家性命是真，其他都是假的。一遇大事，廷议经常是经月不决，大家都怕承担责任，都说些模棱两可的话来敷衍。崇祯皇帝杀了大宦官魏忠贤，可还是不得不违心地任用宦官去监视各地的文武百官，挂在他嘴边的一句话是：士大夫负国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