隐士们（第2/3页）

乃相与卷其丹书，匣其瑶瑟，申管晏之谈，谋帝王之术，奋其智能，愿为辅弼，使寰区大定，海县清一。事君之道成，荣亲之义毕，然后与陶朱、留侯，浮五湖，戏沧洲，不足为难矣。

先是辅佐帝王，澄清天下，然后归隐山野，寻仙访道。李白写出了一个中国文人所能写出的最完美、最浪漫、最天真的融合儒道的人生理想。可惜的是李白写起诗来雄视百代，却不具备起码的做官素质。他太天真，太幼稚，太无城府。唐玄宗李隆基见了他第一面，就把他看了个一目了然。《酉阳杂俎》载：

李白名播海内，玄宗于便殿召见。神气高朗，轩轩然若霞举。上不觉忘万乘之尊，因命纳屦。白遂展足与高力士曰：去靴！力士失势，遽为脱之。及出，上指白谓力士曰：此人固穷相。

李白在翰林待诏一年有余，以为可以大用，最终却被“赐金放还”，不觉大为心灰，心气极高的他入世既然失败，就转而把全部热情投入到出世寻仙，“欲倚剑天外，挂弓扶桑，浮四海，横八荒，出宇宙之寥廓，登云天之渺茫”，“餐紫霞，荫青松，乘鸾鹤，驾虬龙，一朝飞腾，为方丈、蓬莱之人”。李白以他一贯的天真和认真领受了《道录》，躲进深山炼起了丹药，但是修炼了几年，不但未能轻举飞升，反而弄得疾病缠身。后来永王南征，到庐山请李白出山，“辟书三至”，五十六岁的李白又扶病踌躇满志地入了永王幕，以为自己的时机终于来了，但还是不被大用，“尘忝幕府，终无能为”。反而因为永王之叛连累入狱，险些被杀头。最后被宽大处理，流放夜郎。侥幸遇到大赦，才被放还。这时他已五十九岁，距死期只有三年了。

李白一生官没做成，隐也隐得不地道，最终以平民身份，不，以遇赦罪犯的身份贫病而死。真是所谓“谋身谋隐两无成”，用传统的标准来衡量，他的一生是失败的。虽然身后，他以中国历史上最成功的诗人的身份被载入史册，但诗人身份生前却不被他自己看重，也没有给他的生命以多少慰藉。这才是悲剧所在。

五

隐者中相当一部分人都是因为自视过高，遇到挫折，不能及时调整自我，平衡心态，于是满心委屈，以隐逸颓废来作为对社会的反抗。比如名隐王绩。

王是隋人，自幼聪明歧异，好学多闻，十五岁时便独游长安，登大臣杨素之门，与之辩论，“一座服其英敏，目为神仙童子”。这一经历，无疑大大强化了这个少年的自命不凡心态。晚年他回忆年青时说：

弱龄慕奇调，无事不兼修。

望气登重阁，占星上小楼。

明经思待诏，学剑觅封侯。

……

入仕之后，他仅仅被授以秘书省正字这样微不足道的末职。心高气盛的王绩简直不会把这个职位看成是“官”，干了不久，就托疾辞职了。不久，他被放外任，做了扬州六合县丞，他仍然不置之眼角，遂开始纵酒。随着官位淹蹇，他的酒量也越来越大，愈加放诞不羁。入了唐朝，酒名益著，做门下省待诏，他解释说只是为了每天能喝官给的三升好酒，人称“斗酒学士”而自号“五斗先生”。贞观年间终于归隐故里，依然以酒徒自任，无日不醉，作《醉乡记》，著《酒经》《酒谱》，以“酒瓮多于步兵（阮籍），黍田（用来酿酒的）广于彭泽（陶渊明）”自许。

很明显，王绩的酒喝得不是那么心平气和。他的好酒里，有赌气的成分在，有作秀的成分在，他想用喝酒和隐逸来表达些什么。这口气竟赌了一生，值得吗？

西方没有隐士这一明确的门类。其实他们的知识分子用东方标准来看，大多活得本身就是隐士。赫拉克利特说过这样的名言：“我宁肯找到一个因果性的解释，也不愿获得一个波斯王位。”西方的名人大哲中很少有人做过高官显宦，他们大都以教职或隐居生活终生。著名大哲学家斯宾诺莎就是靠给人磨镜片来维持生活。只不过他们隐得大大方方，踏踏实实。一部厚厚的西方文明史就是他们在平静的庄园，在严肃的校园，在小阁楼，在修道院写出来的。相比之下，中国的隐士们过多地把精神浪费在郁愤中，消磨在无可奈何的自娱里。他们讲求起生活的艺术，研究烹饪，研究喝茶，乃至研究妇女的衣着。这些课题不是不可以列入研究范围，但他们的目的却仅仅是“耗壮心，遣余年”而已。这种自娱溶蚀了他们人格的内在动力，其中一些人也取得了一些积极有为的精神成果，但是不多，不成系统。

六

隐还有另一高明之处。入仕了，不论文名多高的人，都要曝露在世人的目光之下，露出凡夫俗子的本相，而自古能够做到出将入相，大有为于天下的又有几人！只有退隐了，无为了，才彻底地“高”了。可以玄天玄地说些不轻不重的话，做些可做可不做的事，半遮半掩，神神秘秘，世人就愈加对你仰之弥高钻之弥深了。这就像赵孟的经验之谈：“在山为远志，出山为小草。”就像武林老宗师，已经须发皤然，仙风道骨了，端坐在太师椅上，半耐烦半不耐烦地，不慌不忙地给你背上一套拳谱，从从容容，让人肃然起敬。不过他是无论如何不会和你过招的。这就是所谓的真人不露相，露相不真人。

隐既然可以作为一种生活方式，而且相对来说具有某些独特的好处，就出现了“谋隐”的人。就像现在书法家吃香，就出现了一批双手倒写梅花篆字，或用脚写字的书法家，隐风大盛的时候自然也就有了吃“隐饭”的，这真可谓隐风日下隐道大颓矣。

任何游戏都要讲游戏规则，谋隐虽说不那么地道，毕竟不过是为了吃口冷饭，可以不去计较，但是伪隐就实在不能为隐者规则所容了。

二十四史几乎都有《隐逸传》，除此之外，皇甫谧、虞般佑的《高士传》，袁淑的《真隐传》也都很流行。这情形和烈女们有点类似。把隐士和烈女扯在一起似乎实有点不伦，但这两类群体确乎有某种相同之处。比如隐士们的谥号也常用“贞节”二字，隐士们也需守“节”，这个“节”就是不做官。做了官隐士的节就破了，好比女人破了身，就不再值得推崇了。

所谓伪隐是指那些“身在江湖之上，心游魏阙之下，托薜萝以射利，假岩壑以钓名”者。这种人一开始就居心叵测，别有用心，心怀不轨，一心一意借隐居来沽名钓誉，谋取政治资本。一旦时机成熟，他们就脱下隐士的伪装杀回官场了。这种人的存在，严重破坏了隐士们的声誉，破坏了隐者的形象，威胁着隐逸事业的健康发展，所以不但社会人士以为不齿，就连那些超然世外的隐士也不得不奋起讨伐。于是就出现了那篇《北山移文》。那是南朝齐时的文人周某，起初隐居钟山，后来出山做了县令，孔稚圭气愤不过，作了这篇被收入《古文观止》和《历代文选》的文章。在这篇著名的文章里，孔稚圭写道，周某人的出山，使得“南岳献嘲，北陇腾笑，列壑争讥，攒峰竦诮。风云凄其带愤，石泉咽而下怆，望林峦而有失，顾草木而如丧”。按常理而言，一个小小叛徒的出现，似乎不至于令人如此大动肝火。如此急赤白脸，尖酸刻薄，只是说明了隐士们心中那深藏的不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