隐士们（第3/3页）

隐士隐得自豪，隐得骄傲，有时也难免就隐得有点不平，隐得有点怕别人不知道。

七

隐士多了，隐就渐渐变成了一项事业，隐里面就有了技巧和讲究，隐就有了高下之分。

中国历史上最成功的大隐士之一，是杭州西湖孤山那位梅妻鹤子的林逋。自从写下了“疏影横斜水清浅，暗香浮动月黄昏”这一名句之后，他就在中国隐逸史和文学史上同时占据了一席之地，人以诗名，诗以人名，文名隐名相互交映，相互增辉。人们由这两句诗想及其为人，“性恬淡好古，弗趋荣利”，“结庐西湖之孤山”，种梅养鹤，梅妻鹤子，“二十年足不及城市”，正适于被树为千古隐士的典型。苏轼有诗称颂：“先生可是绝俗人，神清骨冷无尘俗。”

林逋的成功，端在于他的“终生不仕”，守身如玉，不像李白王绩那样，屡进屡退或者是失意了才幡然醒悟，已经不纯粹了。

不过林逋也有一点小小的污点，那就是他其实也非一开始就那么绝俗。他“少孤，力学”，年青时曾颇为自负，曾说过“世间事皆能之”这样气盛的话，可以推测他应该也有过功名之心。不过他毕竟有做隐士的天赋：他孤僻高傲。当时的科举弊端百出，科场相当污秽，因此他拒绝参加科考。他的这一举动是否还含有其他什么目的，我们不好妄测，但是因此，他“在咸平景德间已有达闻”，而有达闻，正是被举荐于朝廷的前提。“会朝廷封禅，未及诏聘，故终老不得施用于时。”（梅圣俞《和靖先生诗集序》）如果朝廷下诏了，林逋会不会去呢，这个结论也不好妄下，不过在他错过诏聘隐居之后，杭州守臣王济去访问他，他欣然而喜，立即献出一卷诗文，王济读罢，喟然叹曰：“草泽之士，不友王侯，文须格古。功名之士，俟时致用，则当修辞立诚。今逋两失矣。”王济一语道破林逋心事，原来这个孤山脚下的隐士似乎也很有些脚踩两只船欲进欲退的意思。王济于是向朝廷以文学保举他。

宋真宗给了他这样一个答复：“诏长史岁时劳问，并赐粟帛。”

宋真宗的答复真是意味深长，他知道像林逋这样清高自许的人空疏无用，到朝里来只能添乱，同时他更知道对这样有影响的名隐绝不能不闻不问，必须做出某种姿态。隐士和世俗权力之间的关系是颇为微妙的。按理说，隐逸，是对世俗的一种抵抗，一种敌视。即使没有抨击世事的言论，隐逸这一举动本身就是逃避世俗权力，不与世俗合作的一种表示。可是在隐者和世俗之间，却存在着这样一种奇特的景观，那就是历代朝廷都异常尊重隐士，有时还会极为热情地征召礼聘，再三再四，礼节隆重而周到，而隐士就一定要无论如何不出山，再三再四地拒绝，甚至卷起铺盖逃跑，历史上有名的隐士大抵如此。如果一个隐士不被朝廷关注，说明他隐得不够成功，不够派头；如果朝廷知道了有隐士而不去关心，这个朝廷也会被指为不圣明。这是一个深奥古典的怪圈，没有相当的经验是不能参透的。

于是就有了这个“岁时劳问，并赐粟帛”。从此林逋也就安下心来继续过“闲门自掩苍苔色”“坐看渔舟两两归”的隐士生涯，从此又写了许多许多诗，从此更加名满天下。林逋死后，那个赐他粟帛的真宗的儿子仁宗，据说“不胜嗟叹”，赐了他那个有名的谥号：和靖。

那么一个清高避世的人居然和两朝皇帝如此有缘，有始有终，应该说也并非偶然。可以说，是两朝皇帝成全了隐士林逋。没有丰厚的家产做后盾，林逋的隐士生活是清苦的，据说“家贫衣食不足”，有时自己不得不“春荫入荷锄”。自从有了岁时劳问的圣旨，林逋的生活状况起了变化，名官显宦不时来访（不管奉不奉圣旨，结交隐士对于名公巨卿来说都是有助自己人望的举动），自然有所馈赠。据吴处厚《青箱杂记》，丞相王随知杭州时，日与林逋相唱和，出俸钱以济之。也许正是如此，林逋才得以把他的隐居生涯漂漂亮亮地坚持了二十年，而林逋也没有给宋家皇帝丢面子，他一不讪讥朝政，二不品评世风，只是安安静静地作他那些不关尘世的诗，对于装点太平江山，有何不好呢？这未始不可以作一则花絮，载入大宋的皇皇文治之中。

人们记住了林逋的诗，林逋的梅花和仙鹤，就忘却了他的功名情结，把他树为经典隐士。许多隐士就是这样恬静高超起来，像传说中的翩翩白鹤优雅地飞到中国历史的上空的。

无论如何，林和靖的生命在中国人的价值坐标里是成功的，他以清寂绝尘的形象永远被历史收藏进美丽的西湖山水，他的隐应该说隐得圆满成功，使大家都满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