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俗历史」的「启蒙作用」（第3/4页）

中国人的行为方式，也往往是由一个极端跳向另一个极端，其速度之快令人愕然。有人说，中国的运动符合牛顿三大定理：需要很大的力量才能推动中国，符合第一定理；运动起来后就不会停止，符合第二定理；碰到头破血流才会转变方向，符合第三定理。

近代以来也是这样。戊戌变法开始，中国现代化的历史就沿着一种两极跳跃的路向前发展：在试图全面西化的戊戌变法之后，马上迎来了极端保守的义和团运动，而义和团运动失败后，接下来就是全盘西化的、“亚洲历史上第一个”的民国……

时至今日，中国仍然在沿着这种打摆子的方式一直走着。选择了革命之后，我们越来越快地以加速度左转，建成了世界上最平均的大国。在选择了建设之后，我们在十数年间，又几乎要成为了世界上贫富差距最大的大国。从市场邪恶论一下跳到了市场万能论。

当时，文学刊物对这类历史题材的作品几乎是无法定位的，《当代》的一位老编辑在退稿时说：“你这个东西太长了，散文哪有这么长的？”

2005年前后，“历史热”逐渐升温。《大明王朝的七张面孔》出版后，很快成为2006年图书市场上卖得最好的几本历史类作品之一。这本书写了皇帝朱元璋、篡位者朱棣、太监魏忠贤、清官海瑞、叛臣吴三桂、忠臣郑成功和造反者张献忠等七个人，从七个侧面提供了一幅明王朝封建专制制度的完整图像。许多读者说，这本书颠覆了他们对中国历史的基本观点。有一段时间，每个星期我的信箱里都会收到陌生的编辑来信约稿。很多出版商甚至给出了出书前预付高额版税的承诺。与此同时，我在《当代》杂志开了个历史类文章的专栏。这在几年前是不能想象的，连主编也没有预料到那些读惯了文学作品的读者对这类作品如此欢迎。

在我看来，“历史热”是文化领域的一种必然。对历史阅读的需要是一个文明社会的必需。毫无疑问，普通读者的阅读需求里包括历史。因为历史是如此“好玩”，又如此“有用”。追根溯源是每个人的本能，讲古叙旧是一种滋味浓厚的娱乐。当下“历史热”的兴起，其主要原因是“写史者”的非历史专业背景，通过他们的写作“大众”首次得到“历史写作者”的尊重。

这些写史者的兴趣结构和普通读者相近，与历史学家们的见怪不怪比起来，他们有更大的热情、兴趣和浓厚的好奇心，见了什么都要大呼小叫，啧啧称奇。所以他们很容易就打破冰冷史料、艰深论文与普通读者之间的障碍，把历史讲得好玩、精彩、有滋有味。

◎你在大众“历史热”中的角色，自己有过定位吗？

对历史阅读的需要是一个文明社会的必需。在美国，可以让公众完整地了解过去，但又没有因迎合大众而丧失史学写作的品质和品位的优秀作品层出不穷。美国有两个奖项在历史学家圈中影响很大，一个是著名的普利策历史类奖，另一个就是历史悠久的班克罗夫特奖。美国有一种“公共历史学者”，英文称谓是Public Historians。公共历史学者本身也是学院派出身，受过严格和良好的专业学术训练。只不过他们面对的对象是大众和其他专业人士，他们讲的不是所谓的Popular History（大众史学），还是正经的、严肃的历史知识。我想，中国以后也会出现这样的状况。目前，中国社会的这种需要，多是被“百家讲坛”和科班的或者自学成才的大众历史作者代替了。

目前的大众历史热潮中，存在以下几类作品：

一是吴思等人的“半研究性”写作。在目前的大众“历史热”中，我想我和吴思先生的共同之处可能会多一些，那就是我们都更多地关注历史的“启蒙作用”。大众历史的一个重要任务是把埋藏在图书馆和学者书斋中的历史知识转化为可供大众享用的公共文化产品。它应该带给公众一种新的观察历史的角度，激发起公众对历史的关注，并在一个广大的、比较的历史背景下来思考中国的现实。我希望把自己的思想成果通过历史类作品传达给大众。

作为一个非学院出身的历史写作者，我认为自己对中国历史还是提出了一些有个性的看法。比如：对农民起义的判断。农民起义给中国究竟带来了什么？教科书上说“是推动中国历史车轮前进的主要动力，沉重打击了专制统治，部分调整了生产关系，有力地推动了生产力的发展”。我认为，农民起义与专制统治是维持“中国独特性”的互补的两翼，是同一文化源头结出的孪生兄弟，它们互为补充，相互促进，同葆中国文化数千年一系，继继绳绳。农民起义带给中国的，无非是以下功用：

第一是消灭人口，减轻了这片土地上的人口压力，为新一轮人口增长提供空间。

第二是文明的毁灭和劣化。关于农民起义对社会财富的破坏，只举两个简单的例子就够了：刘邦即位那一年，竟然选不出四匹纯一色的马来拉御车，宰相只能坐牛车上朝。贵族文化在大动荡中一次次受到毁灭性打击，随着刘邦、朱温、朱元璋之类的底层人物的一次次由社会最底层上升至社会最高层，以实用主义为主要特征的底层文化不断扩散，并逐渐以“厚黑学”为面貌，成为中国文化的主流，使中国政治越来越趋流氓化。

第三是专制思维越来越强化，促进专制统治更加周密严谨，制度监狱更加牢不可破。其实，农民从来不是专制统治的异己因素。或者说，农民们的专制性格往往比统治者还要鲜明和强烈。这就决定了，一旦他们掌握了权力，他们对阶级兄弟往往更为残忍，他们的统治手法往往更为暴虐残酷，他们的政权自私性更强。洪秀全建立的政权，其等级制度之森严为中国历代之冠。更为可笑的是，在太平天国这个农民自己的政权中，对官员和军人的惩罚措施居然有一条是“罚作农民”。由底层出身的朱元璋建立的大明朝，是专制程度最深的一个王朝。朱元璋的用人行政，带有明显的目光短浅、实用主义、愚昧落后的农民特征。那些为历代历史研究者所乐道的“均田”“均富”等平均主义要求，和摧富益贫的口号，追其源头，这些思想观念最初却是由儒家的创始人孔子提出来的，而不是造反的农民发明的。所有的农民起义口号，都没有超出封建宗法制度的范畴。

中国历史上数千百次惨烈的农民起义，并没有带来基本制度上的突破和创新，没有为中国历史冲破循环状态提供任何可能。农民起义的目的，不在于摧垮不合理的制度，而是调整和维护那样的制度。它是一次大修，是一次保养，是一次升级，而不是一次革命和创新。农民起义只是专制主义释放矛盾的一种调节机制。农民起义如同越狱，而每一次越狱之后新建起来的牢狱，设计得就更为科学合理，抗暴性更强。农民们用鲜血和生命换来的，是比以前更严密的控制，更坚固的监狱，是更好的驯化，是国民性格上进一步退化。从汉到清，这一规律至为明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