暴言第七（第2/3页）

卡夫卡把他《乡村医生》一书献给了父亲。当他的父亲接受这本书时，只说了这么一句：“放在桌上吧。”

1941年10月，东条英机任日本内阁首相。此前，他发表宣扬法西斯精神的“战阵训”，强调日军士兵“命令一下，欣然赴死”、“不自由应思为常事”。11月初，以东条为首的日本政府，在御前会议上通过了对美国、英国和荷兰开战的决定。11月中旬，东条在临时议会上发表战争演说，号召国民节衣缩食，声称“一亿国民齐上阵”。

1948年6月，费雯丽和丈夫奥利弗抵达澳大利亚。夫妇发生了几次争吵，有一次，费雯丽拒绝上台演出，奥利弗打了她一巴掌，费雯丽给予还击并咒骂他，直到她走到舞台上。在巡回演出结束后，两人都精疲力竭并且身体不适，奥利弗对人说：“你也许不知道，你在和一对骨瘦如柴的人说话。”后来他承认他在澳大利亚失去了费雯丽。

美国政治家杜威曾计划竞选总统，这给了黑帮头目卢西安诺一个机会。他托人捎话给杜威：“如果你竞选总统，我就提出上诉。人们会知道你如何唆使证人作伪证，妨碍司法公正。过去我这样干过，但没成功。现在不同了，媒体愿意刊登任何攻击总统候选人的消息。”卢西安诺还语带双关地威胁说：“踩在一个流氓背上爬上州长宝座是一回事，如果你还能踩着我的背当上总统，而不给我一点好处，我就不是人养的！”

有一位正统的苏联画家被介绍与毕加索见面时说：“我早已知道你是一名不错的共产党员，但恐怕我不喜欢你的绘画。”“我也想对你这样说，同志。”毕加索回击道。

尼赫鲁曾同印度总督林利思戈勋爵有过一场争论。尼赫鲁对勋爵说：“如果十年以后印度不能独立，我愿下地狱。”勋爵回答说：“噢，您没有任何危险，我在世的时候，印度不会独立，尼赫鲁先生，您在世的时候也不会。”

在戈林访问罗马的这一天，美国总统罗斯福给希特勒和墨索里尼一封私函，力劝他们保证在10年之内，“或者，如果我们看得更远一些的话，甚至在25年之内”不再进行侵略。意大利这位领袖对此不屑一顾，最初拒绝看这封信，后来加了个蛮横的批语：“小儿麻痹症的后果！”

“二战”后，戈林被关押起来。一次，在美国精神科医生对戈林诊病时，戈林对他讲：“虽然我现在是纳粹的第一把交椅，但我不怕任何危险了！请你转告安德烈上校，他有幸与我们这些历史人物相处在一起，是他一生的骄傲！”

哈耶克组织的“朝圣山”学社，名字很难确定，章程不易出台，观点的交锋亦激烈。在一次开会讨论时，哈耶克和弗里德曼在货币问题上不能达成一致，而米塞斯因为有人支持政府干预收入再分配愤而退出会场，他说：“你们都是一群社会主义者！”

尽管奥斯威辛集中营最终获得解放，110万永远无法复活的幽灵却仿佛一条鞭子。哲学家阿多诺说：“奥斯威辛之后，写诗是野蛮的。”

物理学家泰勒曾受人非议，因为他在1954年奥本海默忠诚问题的听证会上作了对奥本海默不利的证词：“如果共和国的事务掌握在别人手里，我个人认为会更加安全。”听证会结束，奥本海默在国防科学方面走到了尽头。尽管奥本海默成为政治牺牲品的原因很多，泰勒的证词更不是奥本海默命运的决定性因素，但多数核物理学家还是认为泰勒背叛了奥本海默而无法原谅他。

人们能记住杜鲁门的女儿玛格丽特，是因为一位音乐评论家的轻蔑话语和她父亲的尖锐回应。当时，华盛顿的一位评论家保罗·休姆对玛格丽特的表演、音乐及演唱很不客气地批评了一番，她的总统父亲大怒并公开向全国发表了对那位评论家的看法。几年后回想起此事时，杜鲁门仍耿耿于怀。“第二天，这个休姆写下了最肮脏可耻的东西。我回了他一封信，告诉他要是让我抓住，我会敲掉他的下巴，踢出他的肠子。”

著名诗人庞德在“二战”时站在纳粹一边。兰登书屋要出版一本《英美著名诗选》时，老板贝内特·瑟夫看到书稿中有庞德的诗，非常生气，他说：“要是我出版埃兹拉·庞德，我就该下地狱了。凡是在我名下出版的书，一律不能收录他的东西。”结果，没有收录庞德诗的书一出版就遭到舆论的普遍指责。

1954年，数学家厄多斯被邀请参加一个在阿姆斯特丹举行的学术会议，他因此向美国移民局申请再入境许可证。那时正是麦卡锡时代，美国处于一片红色恐惧之中。移民局的官员不想给厄多斯发再入境许可证，便向他问了各种各样愚蠢的问题。“你母亲是否对匈牙利政府有很大的影响？你读过马克思、恩格斯或者斯大林的著作吗？”“没有。”厄多斯回答。“你对马克思如何评价？”“我没有资格评价他，但毫无疑问他是个伟人。”

当苏共总书记赫鲁晓夫在共产党大会上谴责斯大林的罪行时，有人从听众席中给他递了一张条子，问他：“那时候你在哪里？”赫鲁晓夫通过扩音系统把条子念了一遍，并且喊道：“谁写的这张条子谁就站起来。”没有人站起来。赫鲁晓夫说：“好吧！我当时就在你现在的那个地方。”

印度尼西亚总统苏加诺多次离婚，女友和情妇无数。突尼斯总统布尔吉巴在回忆录中说，当年苏加诺访问突尼斯，两国首脑举行会晤时，本来有许多重要的问题要商谈，不料苏加诺向布尔吉巴提出的第一个要求竟然是“我要一个女人”。

帕斯捷尔纳克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苏联反应强烈。他被苏联作家协会开除会籍，甚至有人举着标语游行要求驱逐出境：“犹大——从苏联滚出去！”帕斯捷尔纳克只好拒绝领奖，他告诉诺贝尔委员会：“鉴于我所从属的社会对我被授奖所作的解释，我必须拒绝领奖，请勿因我的自愿拒绝而不快。”

1964年，布罗茨基被法庭以“社会寄生虫”罪判处5年徒刑，送往边远的劳改营服苦役。从那以后，只写过一些诗作的23岁的布罗茨基变成了一位受到“群氓”审判的原型诗人。本来还没有多大名声的他，因这荒唐的审判成了家喻户晓的人物。法国诗人夏尔多勃发表强烈的谴责：在一个卫星在太空中飞行的时候，列宁格勒却在审判一位诗人！

在越南战争期间，美国影星卜合到越南前线劳军演出。他的搭档问他：“你经常拿总统、议员、州长和其他大人物开玩笑，怎么从没出过毛病？”“没有出过毛病？”卜合反问，“你想我怎么会一再到越南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