暴言第七（第3/3页）

赢得罗马奥运会金牌的时候，阿里只有18岁。在获得冠军后，阿里久久不愿意摘下金牌。在回到美国之后，有25辆汽车组成的车队来迎接他。不过当他戴着金牌，走进一家汉堡店要点一杯饮料时，他还是听到了一句话：“只给白人营业。”阿里一怒之下，将这块金牌扔进了河里。

法拉奇问基辛格：“基辛格博士，人们说您对尼克松根本不在乎，说您关心的只是您干的这一行，同任何一位总统都可以合作。”虚荣而傲慢的基辛格同意说：“我丝毫不怕失去群众，我能使自己做到想说什么就说什么，就像独自骑马领着一支旅行队走进一个狂野的西部神话。”付出代价的基辛格后来说，他“一生中做的最愚蠢的事”就是接受法拉奇的“采访”。

纳博科夫自承，许多知名作者对他来说并不存在。布莱希特、福克纳、加缪，还有许多别的作家，对他来说完全不存在。他说：“当我静观查泰莱夫人的性行为或者庞德先生——一个十足的骗子——做作的胡言乱语被批评家和低能作家尊为‘伟大的文学’时，我真是怀疑他们是不是在戏弄我的智力。”

数学家厄多斯喜欢创建一些“密语”，例如他把上帝称呼为“祟法SF”，意为“Supreme Fascist”，“最大的法西斯”。不过这一习惯对于不了解他的人很“残忍”。

博尔赫斯攻击庇隆说：“阿根廷的先民用残剩的黑种奴隶充当炮灰是明智之举，清除国内印第安土著是历史性的成就，使人遗憾的只是留下了无知的种子让庇隆主义滋长。”1976年，他还从独裁者皮诺切特手中接受了大十字勋章。他连续十几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提名，但没有获奖。在他接受皮诺切特的勋章之后，瑞典文学院院士阿瑟·伦德克维斯特发表公开声明：这一勋章让博尔赫斯永远失去了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机会。

伊朗国王穆罕默德·礼萨·巴列维曾对采访他的女记者说：“妇女很重要，除非她们漂亮、娇媚、有女人味。在法律上男女是平等的，但是在智力上不平等。”

1979年苏联入侵阿富汗。英国勋爵卡林顿到莫斯科去提议就阿富汗问题举行国际会议，葛罗米柯冷冷地回答说，这是不现实的要求。卡林顿问他：“你不认为阿富汗1900万居民中300万或400万因苏联的干涉而成为难民逃到巴基斯坦这一事实很可怕吗？”葛罗米柯说：“他们不是难民。阿富汗人一向都是游牧民族。”

艾柯卡被解雇一周后，负责公共关系的墨菲接到了大老板亨利·福特二世半夜里打来的电话：“你喜欢艾柯卡吗？”“当然！”墨菲回答。“那你被开除了。”

阿隆对暴力有过研究，他说：“暴力本身的吸引力、诱惑力要大于排斥力！”他的破解之道仍在于自觉：“永远不要急于下定论，也不要以绝对真理已掌握在自己手中的姿态来判定自己的论敌。”他为此常引用伯克的名言：“审慎是这个俗世的神。”

拉登在全球织起了一张巨大的恐怖活动网，准备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各国打一场十字军战争，以“血洗900年前十字军东征给伊斯兰世界带来的切齿之恨”。他说：“美国人是真正的恐怖分子”，华盛顿在中东的驻军是“十字军”。拉登说，他毕生的目标就是使用暴力手段，将所有的美国人赶出伊斯兰世界，不管他是军人还是平民，是男人还是女人，是老人还是儿童。

英国作家萨曼·拉什迪因出版一本名为《撒旦诗篇》的小说，遭到了伊斯兰世界的强烈反对。伊朗宗教领袖霍梅尼宣布判处拉什迪死刑。拉什迪为此公开道歉：“我认识到世界各地穆斯林因我的小说出版而忧伤。我对该书出版后给伊朗伊斯兰教忠实信徒造成的痛苦而深感遗憾。”但是拉什迪的道歉被霍梅尼拒绝了。霍梅尼说：“即使拉什迪忏悔并成为虔诚的人，也不能得到宽恕，每个穆斯林应以自己拥有的任何手段送他去监狱。”

凯斯·桑斯坦研究过群体行为的心理学，他想回答的问题是：“恐怖主义为什么在全世界蔓延？为什么会发生激进的学生运动或群体事件？互联网上为什么充斥着极端的言论？人们为什么疯狂地投资房地产或股市直到泡沫破灭？……简而言之，人们为什么会走极端？”结论是，这是群体思维——社会流瀑效应作怪。

埃里森曾在耶鲁大学校庆上口出狂言，他把自己和比尔·盖茨等非大学毕业者大夸了一通，最后还安慰那些自尊心受到伤害的耶鲁毕业生，他说：“不过在座的各位不要太难过，你们还是很有希望的，你们的希望就是，经过这么多年的学习，终于赢得了为我们这些人（退学者、未读过大学者、被开除者）打工的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