预言第三十一

埃菲尔在设计铁塔时就说过：“只有适当的油漆，才能保障这座金属建筑的寿命。”

左拉卷入了“德雷福斯案件”，他在法庭上说：“上下两院、文武两制和这些报纸制造的恶毒舆论都可能反对我；帮助我的，只有思想，只有真实和正义的理想”，“然而将来，法国将因为我拯救了她的名誉而感谢我”。

在20世纪之初，伴随着暴力、革命的风暴的降临，亚历山大·勃洛克曾说：整个知识界一夜之间就会发现，自己已身陷社会最底层。

尼采曾向朋友承认，他担心：“有朝一日不知什么无理而不合时宜的举动会与我的威望联系起来。”他要求行动，要求由一位新式的恺撒来改变世界的政治行为，他说：“我知道我的命运。总有一天，我的名字要同那些对可怕事物的回忆，对那史无前例的危机的回忆联系在一起……我不是人，我是炸药！”

凯恩斯在剑桥大学没能拿到第一名而放弃了数学学习，他有幸旁听了经济学家马歇尔的课程。当他把考卷交上去之后，马歇尔看后，突然发现了这个天才。马歇尔在答卷上这样写道：“这是一份非常有说服力的答卷，深信你今后的发展前途，绝不仅止一个经济学家而已！如果你能成为那样大的经济学家，我将深感欣慰。”

1901年，高尔基的《海燕》发表，它只是作家一篇小说中的一部分。小说被禁，这首没有“煽动倾向”的“小诗”，却成为仅次于《国际歌》而风靡全球的革命诗章。“让暴风雨来得更猛烈些吧！”成为不亚于“全世界无产阶级联合起来”而在20世纪最富煽动性的口号。

普列汉诺夫说过一句话：“我跟列宁主义决裂是因为列宁反对他过去赞成的东西，而赞成他过去所反对的东西。”普列汉诺夫说，如果十月革命获得了胜利，那么就说明：第一，这30年在俄国宣传马克思主义是失败的；第二，我们将会出现像秘鲁这样专制的国家，国家控制土地的能力将会大大加强；第三，我们将会远离西方，他们将无法影响我们。

吉卜林迎合了他那个时代的种族歧视。他年轻时就说过，看见“一个褐腿东方人的儿子”穿着大学硕士服时，他会觉得非常“滑稽可笑”。当南非约翰内斯堡印度人社区突遇一场淋巴腺鼠疫时，吉卜林说：“在南非的印度人预示着麻烦和骚乱。”

纪伯伦的画风和诗风一样，都受英国诗人威廉·布莱克的影响，所以，文坛称他为“20世纪的布莱克”。他在巴黎艺术学院学习绘画艺术期间，罗丹曾肯定而自信地评价纪伯伦：“这个阿拉伯青年将成为伟大的艺术家。”

1917年5月1日，高尔基创办了《新生活报》，以“不合时宜的想法”为题连载了20余万字的檄文，揭露当时的混乱、野蛮等等丑恶现象和种种不光彩的行径。7月16日，《新生活报》被查封。高尔基诅咒布尔什维克：“你们像狐狸一样拼命地夺取政权，像狼一样使用政权，但愿也会像狗一样死掉。”

1919年，法国名将福煦认真看了战胜国与德国签订的《凡尔赛和约》后，感叹说：“此非和平，乃20年之休战也。”

“一战”刚结束没多久，戴高乐就猜想如果未来再有大战，坦克必是主角。他极力发挥专长，写了很多文章，强烈呼吁法国赶快建立一支强大的机械化部队。对希特勒，戴高乐也有极强的预见力。纳粹刚上台后不久，戴高乐就说：“希特勒早晚有一天要与法国动武！”

在杀害了图哈切夫斯基元帅之后，苏联政府又开始逮捕他的亲朋好友和同事。当内务部的一个工作人员看见一位被捕者住所的墙上仍挂着元帅肖像时，惊奇地问：“你怎么还不把它摘下来？”被捕者回答说：“你要知道，将来人们会给他竖立纪念碑的。”

20世纪20年代后期，美国全国就业人数达4500万，工资、地租、利润和利息总额共达约770亿美元，这样大的收入，同世界上以前所看到的情况是无法比拟的。当时的赫伯特·胡佛总统说：“靠了上帝的恩惠，在不久的将来，贫穷将在美国绝迹。”

意大利将军，“制空权论”的创立者杜黑原来是个炮兵，但他“不务正业”，狂热地爱上了飞机。飞机刚问世没有多久，杜黑就说：“可怕！在不久的将来，战争将在天上发生，控制蓝天重于控制大海。”

保尔·瓦雷里在大学时代便表现了突出的诗歌天赋，当时就有报纸说：“他的名字将在人们的口头传颂。”《年轻的命运女神》发表后，许多诗人学者以相互背诵该诗为乐。巴黎的杂志举办“谁是法国今天最大诗人”的选举，瓦雷里被读者不谋而合地选中。

罗曼·罗兰曾到罗马游学两年，其间，年轻的罗兰得到了70岁的老太太玛尔维达·冯·迈森布洛的友谊。后者说：“与这位年轻人之间的友谊是我极大的乐趣，这不仅局限于音乐，还有其他的方面。对于年逾古稀的我来说，最大的满足莫过于在这个年轻人身上重新发现自己曾拥有的理想，为了达到最高目标所具有的进取心，对浅薄庸俗的鄙弃，还有为了自由而奋斗的勇气。”她说，罗兰将会带来法国最富有想象力的文学的诞生。

凯恩斯在给乔治·萧伯纳的信中，骄傲地这样写道：“我相信自己将写一部经济理论书，它将彻底改变——我猜想不是马上而是今后的10年里——世界思考经济问题的方式。”

约翰·洛克菲勒14岁那年，在克利夫兰中心中学上学。放学后，他常到码头上闲逛，看商人做买卖。有一天，他遇到一个同学，两人边走边聊起来。那个同学问：“约翰，你长大后想干什么？”年轻的洛克菲勒毫不迟疑地说：“我要成为一个有10万美元的人，我准会成功的。”

阿赫玛托娃幼年时住在皇村。小安娜接触了普希金语言生动活泼、内容丰富多彩的作品。同时，又受到俄罗斯文化的浸染，从小就有显亲扬名的志愿。15岁时，阿赫玛托娃便指着自己出生的小木屋说：“这里有朝一日要挂上一块纪念牌！”

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爆发，罗曼·罗兰与法朗士、巴比塞等著名作家一起反对欧洲帝国主义国家的干涉行动，他公开宣称：“我不是布尔什维克，然而我认为布尔什维克的领袖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的雅各布宾，他们正在从事宏伟的社会实验。”

1921年，在勃洛克死后两星期，古米廖夫倒在行刑队枪口下，身为“人民的敌人”，他的墓地只有诗人最后的呼吸和目光：布尔什维克们没有让他开口。他临终前不久残存的诗札写道：“刽子手将砍下我的头。”布罗茨基在《哀泣的缪斯》里写道：“诗人尼古拉·古米廖夫被秘密警察镇压了，据说是国家的首脑弗拉基米尔·列宁直接下达的命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