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外第三十三

日俄战争爆发，两国却在中国东北的土地上交战。托尔斯泰给交战国皇帝的信，开首一句就是《圣经》中的话：“你改悔吧。”

在中国东北，一伙土匪劫持了一辆马车，从车上下来的人正是年轻的李提摩太，胡子们看到后以为看到了怪物，一哄而散。接着，他们又招来同伙，他们问他：“你是干什么的？”李提摩太说：“我是教人向善的。”他们又问：“你手里有什么东西？”李提摩太说：“教人向善的书。”于是他向他们散发起《圣经》，土匪们又一哄而散了。

丁韪良翻译的《万国公法》在中国人中引起了震动，也在来华西方人士中引起了骚动。赫德、蒲安臣等人支持丁韪良的翻译工作，他们认为，这本书的翻译可以让中国人看看“西方国家也有‘道理’可讲，他们也是按照道理行事的，武力并非他们唯一法则”。而法国临时代办可士吉则极为反对，他甚至喊道：“这个家伙是谁？竟想让中国人对我们欧洲的国际法了如指掌？杀了他！——掐死他；他会给我们找来无数麻烦的！”

伊藤博文到中国漫游见到辜鸿铭，辜鸿铭送他一本自己刚出版的《论语》英译本。伊藤博文说：“听说你精通西洋学术，难道还不清楚孔子之教能行于两千多年前，却不能行于20世纪的今天吗？”辜鸿铭回答：“孔子教人的方法，就好比数学家的加减乘除，在数千年前，其法是三三得九，如今20世纪，其法仍然是三三得九，并不会三三得八。”

在李提摩太的倡议下，伦敦成立了以市长为首的“市长官邸赈灾基金会”，2万余两银子运到中国灾区。李鸿章亲自派人将国外募捐的银子运到山西，李提摩太依马随行。已经能说一口流利中国话的李提摩太听见押运的士兵嬉笑说：“看看，这都是（傻不拉即的）英国人的银子。”

傅兰雅曾自称：“半生心血……惟望中国多兴西法，推广格致，自强自富。”后来他却说在中国的一切不过是南柯一梦。

当摄影家汤姆逊来到中国时，他感受到政府的腐败，他认为：“中国改革应当是政府本身的改革。”而对中国人民，他说：“中国人相当诚恳、好客。我相信任何一个能用语言表达自己的思想及能使对方理解的外国人，在中国的大部分旅途中不会遇到什么敌意的对待。”他的愿言是：“我希望中国能够尽快从他毫无生气的现状中觉醒。”

宫崎滔天曾对孙中山十分狐疑，他后来曾如此说明自己的担心：“此人果真能身负中国400州郡而立地者乎，能君临4亿苍生而执号令之旗者乎，可堪辅佐以终遂我平生之志？”通过了解，宫崎完全被孙中山的气质和理想折服。他感慨道：“乍一看去，其外貌气质像是涉世不深的后生小伙，又如天真无华的村野姑娘。然而其思想何其深邃，其见识何其拔群，其抱负何其远大，其情感又何其真切。”他因此成了孙中山的朋友。

李提摩太建议中国政府进行教育改革，并为此每年投入100万两白银。对这个建议，李鸿章回答说：“中国政府承担不了这么大一笔开销。”李提摩太说，那是“种子钱”，必将带来百倍的收益。李鸿章问什么时候能见成效。“需要20年才能看到实施现代教育带来的好处。”“噢！”李鸿章最后说，“我们等不了那么长的时间。”

为了使中国人了解电报的作用，丁韪良专门请中国政府派官员来观看实验，但是派来的几位官员丝毫不感兴趣，一个翰林甚至轻蔑地说：“中国虽然没有电报，却已当了4000年的伟大帝国。”几位老大臣也并不重视，只将其当做一种有趣的玩意儿。丁韪良感叹说：“在文学方面他们是成人，而在科学方面，他们仍然是孩子。”

燕京大学的创办是一个艰难的过程。最初筹款的任务交给了亨利·卢斯，即路思义先生，一个虔诚的传教士，他不得不去美国变成了宣传中国的“传教士”。燕大一贫如洗，只是一个概念，连地点都没有选好，他却拉下面子去朝别人要钱。卢斯说，这过程：“就好像在水底给码头打地基一样。”

英国作家毛姆来华旅游，慕名专程拜访了辜鸿铭。毛姆说：“久闻先生大名，今天特地前来拜访。”辜鸿铭回答说：“你想来看我，我觉得非常荣幸。”“你们的国人只同苦力和买办往来，你们想所有的中国人不是苦力就是买办。”

有一次，司徒雷登和号称“五省总司令”的孙传芳见面。孙好奇地问：“为什么你们外国人要到中国来教育中国人呢？”司徒雷登回答：“文明不是民族性的，而是世界性的。如果把各个民族的文明融合为一体，那么就能加深各民族间的相互了解。我们的目的就是要同古老的中国文化合作，以帮助产生一种新的文化。”孙传芳当场就把随身带的100美金捐给司徒雷登，随后又慷慨地捐了2万美金，并把儿子送进燕京读书。

傅兰雅曾对黄炎培说：“我几十年生活，全靠中国人民养我。我必须想一个办法报答中国人民。我看，中国学校一种一种都办起来了。有一种残疾人最苦，中国还没有这种学校，就是盲童学校，因此我预命我的儿子专门学习盲童教育，现在他已毕业了，先生能否帮助带他到中国去办一盲童学校？”

英国作家毛姆曾讲述一外国人亨德森的故事。亨德森刚到上海，拒坐黄包车，盖其认车夫亦人类一分子，如此苦力服务，有违他关于个人尊严的思想。其后因天热，急于赶路，他偶尔尝试此种属于退化之交通工具。当毛姆见到他时，他坐着黄包车，车夫拉他拉得大汗淋漓。当黄包车车夫差点错过一个拐弯的地方时，亨德森叫起来“在接口拐弯，你这个该死的蠢家伙”，同时为了使他的话更有分量，他往车夫的屁股上狠狠地踢了一脚。

1923年，司徒雷登第一次去东北见张作霖。张作霖听了司徒雷登的来意后说：“你办的教育事业本来是应该我们中国人自己做的。现在你做了，我十分感谢！”当场捐款五千大洋。以后，只要司徒雷登开口，张作霖总是毫不推脱，慷慨出手。张作霖还把儿子张学曾送进了燕京。

在中国的讲演中，杜威总想通过不同的角度不厌其烦地告诉中国人，现代西方文明的精髓在于精神文化，中国人若想从西方得到启示，就得从这一点着眼，来改造自己的民族精神。他见到孙中山后，告诉别人：“孙逸仙是位哲学家。”

孙中山曾盛赞鲍罗庭“是一个无与伦比的人”，去世前还由鲍罗庭与宋庆龄守在床边，托付了遗嘱和致苏联的遗书。孙中山弥留之际，还以古代刘备托孤之语，对汪精卫、何香凝说：“要师事鲍顾问。”当时国民党内便将鲍罗庭称为“亚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