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外第三十三（第2/3页）

罗素在中国停留了近一年，他带着对西方工业文明与俄国革命的双重失望，来中国“探寻一种新的希望”。他注意到中国的贫困，他后来说：“中国只要在改进农业生产技术的同时结合移民和大规模的控制生育，是可以永远消除饥荒的。”他对中国的感情让人动容。“总的说来，我认为中国人是我遇到过的最优秀的民族之一。”他说，“当中国人以一种沉默的尊严冷对白种人的傲慢时，我们西方人应该感到羞愧，因为中国人不愿意用以牙还牙的态度贬低自己的身份。”

杜威一度为中国人表现出来的对国家问题的冷漠而震惊。在上海时，他问一个中国人对日本占领“满洲”的看法，后者神色自若地答道：“哦，那是满洲人的事儿。”杜威到北京后，一天从清华大学回到住处去，他看到一个行人被马车撞翻在街道上，受伤很重，但行人不予理睬，最后还是一群外国人把伤者送到医院。

泰戈尔访问中国，使很多中国人以为泰戈尔带来了救国救民的灵丹妙药，就连孙中山也认为他是来“开展工作的”。但是泰戈尔一到上海便说：“余只是一诗人。”

泰戈尔离开上海的讲演，即其《告别辞》说：“你们一部分的国人曾经担着忧心，怕我从印度带来提倡精神生活的传染毒症，怕我动摇你们崇拜金钱与物质的强悍的信仰。我现在可以吩咐曾经担忧的诸君，我是绝对不会存心与他们作对，我没有力量来阻碍他们健旺进步的前程……我没有本领可以阻止你们奔赴熙熙攘攘利来利去的闹市。”

当蒋介石、冯玉祥先后叛变革命，被解职通缉的国民党政治顾问鲍罗庭途经郑州时，曾对冯玉祥感叹曰：“苏联用了三千余万巨款，我个人费了多少心血精神，国民革命才有今日成功。”

萧伯纳在香港大学演讲中说：如果你们在20岁时不做赤色革命家，那么在50岁时，将成不可堪的僵石。你们要在20岁时，成一赤色革命家，那么，你们才得在40岁时，不致有落伍的机会。

1932年1月7日，“史汀生不承认主义”出台。当天，美国国务卿史汀生照会中国和日本政府，称“美国政府不能承认任何事实上情势为合法，凡中日两国政府或其他代表所订立的任何条约和协定，足以损害美国或其人民在华条约上的权利，或损及中国主权及领土及行政完整，或违反国际间关于中国的制裁，即通常所谓‘门户开放’者，美国政府都无意承认”。

毕加索称张大千为“了不起的天才画家”，然后拿出用中国毛笔临摹的五大册中国画，毕加索说自己正在学习中国画法，请张大千指教。待张大千把画册全部讲解完毕，毕加索认真思索一会儿，盯着张大千的眼睛认真地说：“我最不懂的，就是你们中国人，为什么要跑到巴黎来学习艺术。不要说法国巴黎没有艺术，整个西方，白种人都没有艺术！”

李约瑟提出了科学史上著名的“李约瑟难题”：为什么近代科学只在欧洲文明中发展，而未在中国文明中成长？而且为什么在公元前1世纪到公元15世纪期间，中国文明在获取自然知识并将其应用于人的实际需要方面要比西方文明有效很多？

1934年，司徒雷登赴美，突然接到燕京大学要他火速返校的急电，原来北京学生为反对政府对日不抵抗政策，组织请愿团赴南京，燕京大学学生宣布罢课。一些人以为，作为校务长的司徒雷登是不会支持罢课的，不料他却说：“我在上海下船时，首先问来接我的人，燕大的学生是否也去南京请愿了。我听到答复‘是’，这才放心。如果此次燕大学生没有参加请愿，那说明这些年来我的教育就完全失败了。”

萧伯纳见了鲁迅时说：“他们称你为中国的高尔基。但是你比高尔基漂亮！”鲁迅回答说：“我更老时，将来还会更漂亮。”

费正清1932年来到中国，执教清华，任讲师，讲授经济史。他在北京认识了梁思成、林徽因夫妇并成为朋友。费正清这个中国名字是梁思成替他取的。他的英文原名一般译为约翰·金·费尔班克，梁思成告诉他叫“费正清”好，意思是费氏正直清廉，而且“正”、“清”两字又跟英文原名谐音。梁说：“使用这样一个汉名，你真可算是一个中国人了”。

史沫特莱认为，鲁迅是中国的伏尔泰。她说：“在我身上，激励着我的精神力量的鲁迅，已成为我人生的路标。我从这位伟大的作家那里所感受到的一切，将铭刻在我心中直到永远。”

赛珍珠曾讲过：世界上最美的人是中国人，最美的地方是中国农村的田野和村庄。1938年，在诺贝尔奖的奖台上，她说：“假如我不为中国人讲话那就是不忠实于自己。因为中国人的生活这么多年来也就是我的生活。”“当我看到中国空前地团结起来反对威胁其自由的敌人时，我感到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钦佩中国。凭着这种争取自由的决心——在深刻意义上是天性的基本美德，我知道中国是不可征服的。”

在朱德总司令的窑洞里，史沫特莱注视着像农民老大爷一样的总司令说：“我希望你把这一生的全部经历讲给我听！”朱德惊讶地问：“为什么？”史沫特莱说：“因为你是一个农民。中国人中十个有八个是农民，而迄今为止，还没有一个人向全世界谈到自己的经历。如果你把身世都告诉了我，也就是中国农民第一次开口了。”

1939年10月下旬，白求恩在涞源县摩天岭战斗中抢救伤员时左手中指被手术刀割破，后给一个外科传染病伤员做手术时受感染，仍不顾伤痛，坚决要求去战地救护。他说：“你们不要拿我当古董，要拿我当一挺机关枪使用。”随即跟医疗队到了前线。终因伤势恶化，转为败血症，医治无效，于11月12日凌晨在河北省唐县黄石口村逝世。

离开中国后，奥登和依修伍德去了美国。他们写了一篇《给中国人民的信息》，发表于1939年4月的《远东杂志》上，信中说：“在近来的欧洲危机中，在你们看来似乎西方已经把中国遗弃了。这不是真的。在这些悲剧性的艰难日子里，我们想告诉你们，有这样一群英国人（不是少数）了解你们所英勇进行的斗争是为了自由和公正，每个国家都在为之奋斗。”“我们祈祷，为你们也为我们自己，不论形势多么恶劣，都不要丧失对正义的信心，坚持斗争直到胜利是这个国家每个人的希望。”

抗战期间，蒋介石访问印度，他想拜见甘地受到英国人的阻挠。甘地给蒋介石写信，为“吾人所不能控制之环境”而不能相见深感惋惜，甘地说：“任何国家一旦失去自由，乃千百年长久之损失。”蒋介石读信后悲伤不已，下决心与甘地见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