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 欢快时节的尾声（第2/4页）

13 年足以使一个快活、自信的青年变成迟缓、犹疑的老人。那双手，那双美丽纤长的手，永远不曾停歇，伴随着流畅、悦耳的嗓音不安分地挥舞，像是在为语意编织精致奇巧的纹饰；等到国王沉默的时候，又会随意把玩些什么，有时是狨猴、蜜饯，有时是暖手筒、能够置于膝上的小狗，有时则是某位年轻俊美的男宠的发和耳。尽管他心有不甘地用红色和白色脂粉堆砌出健康相貌，俨然是某种尸体防腐术取得的成功，也终究掩饰不住脸孔的皱缩和沉滞。他的眼眶年复一年越发深陷下去，越来越像在尸首上一般，从中向外凝视的双目充满了病态、愠怒和怀疑。看上去，瓦卢瓦的末代君主已经被死亡隐秘地抱紧。

国王坦然地做出了选择，就像对待体内的死敌一样，他也对王国中公开的敌人视若无睹。他仍然用王室的奢华款待观众，依旧是和蔼、庄严的天下共主。他严肃地聆听谋士们的意见，向他们讲授施政技艺的智慧和微妙。他订正法令，俨然对法令的实施心存期望，他起草详尽的改革方案，仿佛自认为仍有能力践行改革。他会见外国大使，给本国使节去信，好像法兰西还像父王⑨ 在位时那般强盛和团结。他努力尽到为王的职责，完成宗教奉献，好像凭此便可以凌驾于所有批评之上，置一切品评于度外。他餐桌上的那面小巧栅栏宛如一堵难以刺穿的墙，处在背后的他可以任由自己喜欢，随时遗世独立。

1587 年的嘉年华庆典欢快至极，国王的秘书布律拉尔对于花费忧心忡忡（他总是如此），可是盛大的舞会依然令人应接不暇。只是在短暂的间隙，寻欢作乐之徒才会如同泡沫一般，从卢浮宫的音乐中和灯火下迅速散尽，一路手舞足蹈来到公共大街上，此时笃信王（The Most Christian King）⑩ 陛下也正在变幻无定的古怪伪装背后参与狂欢，他最常扮成一位女侍，大叫着，欢笑着，被那些英俊年少的廷臣簇拥在中心，巴黎市民则将这些人称作他的“甜心”。宫廷人员似乎从来不眠，清醒的市民们早就习惯了随时撞见狂欢者，并懂得在一天中的任何时刻规避更为刺耳的吵嚷。唯一可能中断庆典的是国王，他有时会忽然离去，褪下狂欢的华裳，换上忏悔者的粗布长袍，前往他钟爱的位于圣奥诺雷区的圣方济各会修道院，传说他在那里整日跪倒在地，斋戒、自我鞭打，一面啜泣，一面祈祷。在这无度的虔诚之中，并不存在虚伪。这不是意在安抚民意的刻意之举，而且事实上也无裨于事。修道院中的痛苦悔悟与嘉年华会上歇斯底里的放荡一样，都是亨利纵容激情的一种方式，他以此妄自菲薄，求得谦卑，全然对旁观者视若无睹。人们或能猜到，眼泪和鞭打反而会使随后一二日必然上演的纵乐更加痛快淋漓。

在此之前，国王的消遣丝毫没有因为玛丽·斯图亚特的性命之虞而笼上阴影，但是玛丽的死讯却突如其来地中断了一切玩乐。这很可能并不是源自个人感情上的悲伤。当玛丽·斯图亚特还在瓦卢瓦宫廷中接受众臣祝酒时，她的小叔子还在襁褓之中。当她乘船驶离法国，去迎接在苏格兰的黑暗命运时，亨利年方 10 岁。到了亨利称王的这些年，玛丽·斯图亚特这个名字大多时候代表了一连串令他疲于应对的借款恳请，还有根本无力实施的作战需求，代表了法国与英格兰错综复杂的双边关系中的各种不快，并且一次次地为自己招来她的亲属吉斯家族的欺侮和威吓。亨利本无过错，却要为西班牙-耶稣会-神圣同盟这个集团的行径背负不白之冤。直到今天，亨利的所作所为完全值得称赞，他曾授意特使利用自己的权势采取任何合法手段去挽救玛丽的性命，大使也始终兢兢业业，照章办事。可既然如今满盘皆输，不走运的王后已经被人从棋盘上剔除，亨利也许会静下来反思，多年来，玛丽其实是他的对手吉斯家族操控下的一粒棋子，吉斯的亏输，当然便是自己的收获。他兴许会希望，既然主要的干扰因素已经移除，那么他与英国人的关系至少会有所好转。

虽然如此，荣誉、政策以及照顾民意等诸多方面的考虑，全都迫使国王率领宫廷人员沉浸在哀悼声中。玛丽是他兄长的妻子、曾经的法兰西王后，是势力昌炽而且广受欢迎的吉斯家族的表亲。她以一位立场坚定的天主教信徒的身份在异端手上殒命，人民无不将之归因于她对信仰的忠诚。她魅力十足，关于她的回忆至今仍回荡在亨利的宫廷中，甚至连吉斯的敌人们也未曾忘怀。如果说国王的悲恸和愤怒仅仅是出于政治的需要，那么就在他身边，许多人的感情流露却着实是内心的真实写照。

在宫廷之外的巴黎街巷上，悲恸和愤怒不仅出于人们的真情实感，而且几乎一发不可收拾。长期以来，吉斯家族在将玛丽的经历——无论涉及爱情还是政治——呈献给巴黎人之前，都会先为她鎏上一层极其讨喜的光芒。在万千民众的心中，关于那位亨利二世的儿媳、弗朗索瓦二世的王后的记忆渐已模糊，现在的玛丽很久以来乃是一位深受爱戴的女英雄。如今，描绘她黑衣裹体悬尸窗棂的画作、歌颂她毅然殉道并降厄于迫害者的民谣已经在大街小巷中广为流传。接下来的一个星期，玛丽的悲情故事更成了巴黎多数布道坛上的主题，在一位格外辩才无碍的演说家的感召下，某处的听众竟然泣下如雨，以至于演说家不得不弃坛而去，中止了这场未完的布道。人群开始在卢浮宫外游行，高呼向英国报仇，深感负有义务的国王亨利不得不派人知会英使爱德华·斯塔福德爵士，恳请他为自身安全考虑，千万不要离开大使馆。

在巴黎人宣泄暴怒和哀伤的洪流中，有几分出于真情，几分来自宣传和煽动，今天的我们只能自行臆测了。巴黎人与法国别处的人民一样，因为经历了一个急剧变化而令人迷惘的时代，心中的恐惧和焦虑正如火燎原。比起亨利二世时期，钱币的价值还不如先前面额的四分之一，可是即使物价已经如此腾贵，税赋的压力和对于时局的不确定感仍然使得商人、匠人的收益大幅缩水、起伏不定。与此同时，在全国各地，许多象征教会和国家的地标式传统建筑被扫荡殆尽，古老的价值观面临挑战，古老的王权正遭撼动，对于自己的生命和财产安全，人人怀有旦夕之危，好像百年战争⑪ 期间的惨淡旧日又再次降临。将法国遭遇的所有不幸归咎于胡格诺教徒，迫使这个为自身生存而战的绝望少数派团体用心险恶地密谋颠覆王国，这样才能为笼罩在人们心头的无名恐惧赋予具体的外形，为民众的不安找到发泄的渠道。声讨异端似乎能让惴惴不安的人民聊以自慰，好像再多一次冒失的暴力冲突，便能治愈这个恰恰是因为不辨方向地滥施暴力才弊病丛生的世界。巴黎人本来便因为苏格兰女王之死而情绪颓丧，现在更因为这些弦外之音，被推向了癫狂的边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