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 语（第2/2页）

在双方观察者的眼中，战争的结果还因为一场非凡的暴风雨而越发具有了确凿的决定性意义，每个人对此都坚信不疑。法兰西和尼德兰、德意志和斯堪的纳维亚各国的新教徒都怀着慰藉看到上帝正如他们一直认为的那样，千真万确地站在自己这一方。法国、意大利和德意志的天主教徒也几乎得到了相同的宽慰，归根结底，这至少证明了西班牙并不是上帝钦定的捍卫者。从那一刻起，西班牙的优势固然又维持了不止一代人，可是她的威望已然从顶峰滑落。特别是法国，自从亨利三世在布洛瓦用武力夺回权力后，便开始回归制衡奥地利家族的过往角色，只要欧洲的自由还在受到哈布斯堡家族的威胁，她就是这自由的首要保证人。可是如果没有英国在格拉沃利讷的胜利，如果这胜利没有因为来自爱尔兰的消息得以最终确认，亨利三世或许绝无可能鼓起勇气，挣脱神圣同盟的重轭，那样的话，此后的欧洲历史就可能彻底不同。

所以，尽管日后又发生了一系列漫长而非决定性的战斗，西班牙无敌舰队的战败却的的确确具有决定性意义。它决定了已经没有人能够仰仗武力，重新在中世纪基督教世界的众多继承者身上强加宗教的统一，假如有人以身犯险，也无非只会证明如今的事态乃是诸种可能的结果中最有可能的一种，若问何以见得，也许这正是每一场我们称之为具有决定性意义的战争所揭示的全部。至于帕尔马是否有能力为西班牙重新征服荷兰和泽兰，就像他曾经克复南方诸省那样，我们永远不能知晓答案了。1588 年后他与机会彻底失之交臂；他本已薄弱的兵力又被大量抽调，以协助神圣同盟在与纳瓦拉的亨利的对垒中求得自保。经此一役，领土国家这种未来将会塑造现代欧洲的新型国家形式也已经开始呼之欲出，最终它将被冠以“民族”国家之名。1588 年以后的每一个主要国家现在不仅获得了自由，而且与日俱增地感受到了这种自由，各国将会孕育出自己内部的独特潜能，而无须再对任何从外部强加于己身的信仰体系唯命是从。由于欧洲的列强此时还不够强大，而且在接下来的数世纪中仍然没有强大到彼此之间可以造成难以挽回的伤害，那么如何让各国拥有秉持不同立场的自由，同时却又不致落入彻底的毁灭，这个问题大可以留待祸患显露的那个世纪再做应对。

在此期间，随着无敌舰队的插曲渐渐淡入往昔的时光，它却在以另一种方式影响历史。有关它的故事覆上了一层金色的烟霭，在被这层烟霭放大和扭曲后，变成了一则散发着英雄气息的寓言，意在推崇保卫自由、抵抗暴政的壮举，它化作了一段永恒的神话，讲述了以弱胜强、大卫击败歌利亚的故事。它令身陷黑暗时光的人们重拾风云之志，引领他们彼此砥砺：“当年之勇，岂言不复？”就其今日的影响来看，击败西班牙无敌舰队的传说已然变得与真实的历史事件同等重要，甚或更加重要。

① 出自莎士比亚《约翰王》第五幕第七场，此为朱生豪先生译文。

② post hoc, propter hoc，是一句描述逻辑谬误的拉丁谚语。

③ 见引言注释。

④ 约翰·罗斯洛普·莫特利（John Lothrop Motley, 1814—1877），美国历史学家、作家、外交家，著有《荷兰共和国的崛起》（The Rise of the Dutch Republic）、《尼德兰联邦》（The United Netherlands）。

⑤ 利奥波德·冯·兰克（Leopold von ranke, 1795—1886）：对近代史学影响深远的德国历史学家，极其重视原始史料的考辨，认为历史写作的目的是还原客观史实，历史学可以被视为科学，以其为代表的兰克学派被称为历史研究的科学学派，著有《拉丁与条顿民族史》（Geschichte der romanischen und germanischen Völker von 1494 bis 1514）等。

⑥ 儒勒·米什莱（Jules Michelet, 1798—1874），有重要影响的法国历史学家，首先使用和定义了“文艺复兴”的概念，著有《法国史》（Histoire de France）等。

⑦ 即著名的三十年战争（1618—1648），这场几乎涉及当时欧洲所有主要国家的混战被称为最后一场宗教战争，战争末期签署的《威斯特伐利亚和约》重申了 1555 年《奥格斯堡和约》中确立的天主教与新教平等共处、教随国定等基本原则，从此以后宗教原因便退出了欧洲的战争舞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