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节附注（第4/6页）

Fray Juan Victoria 的记录描述了军事会议的情景，据他说，这个故事是从 Oquendo 的一位船长那里听来的，它首先被印入Colección de Documentos Ineditos，LXXXI, p. 179 ff.，稍后另一份手抄本又收入 F. D., II, No. 186。虽然 Victoria 声称他是从 Oquendo 手下一位名叫 Julian Fernández de la Piedra 的船长那里听来的，可是对于这套说辞却无法加以验证。我们尚不清楚这位人士以如此身份何以能够知晓军事会议的经过，无论他的报告有怎样的来源，它乍一听上去便已不无荒诞，况且对于稍后发生在 Plymouth 附近水域的战斗描述也与其他所有报道反差巨大，不由得使人心疑这位所谓的见证者是否真的登上过无敌舰队的甲板。

一些意大利大使曾得到有关无敌舰队“新月”阵列的素描副本（Flor. Arch. Med., 4919, f. 340）；如 Novara 致 Montalto 的信函，4 June 1588（Vat. Spagna, 38）；Canciano 致公爵的信函（Arch. di Stato, Mantova, Esterni, 601）。一定是以其中的某一份材料为基础，才有了 Filippo Pigafetta 的Discorso sopra l’ordinanza dell’armata catolica（Rome, 1588），参见 Corbett, II, 220 ff.。比起素描，Pigafetta 那份相当迂腐的描述尽管煞费苦心，却很不实用，好在西班牙人的描述和英国人的注释要清晰得多，从中可以看出，一般情况下，无敌舰队的确是在以一种形同新月的阵列前进，与 Adams 的图表中的样子不无相似，只是舰队两侧的触角还要更加探向后方。

第 23 章

Don Alonso Martínez de Leiva 是米兰的骑兵总司令，在印发的战斗指令中被简单地列为一名绅士志愿兵。他搭乘的战舰是Rata Santa María Encoronada，这是黎凡特分队中的一艘武装商船，由 Martín de Bertendona 指挥。但是他卓尔不群的出身和军事履历却从一开始便带给了他优越的地位，使他在军事会议上享有与各位分队指挥官平等的权力；在去往 Plymouth 的途中，公爵似乎委任他统领先头部队，此后黎凡特分队大概也一路遵从了他的调遣，因此各种叙述材料经常把他刻画得俨如指挥官一般。

对于Nuestra Señora del Rosario的损失，存在两种截然相反的说法。第一种来自公爵的Diario，旗舰上的另外三位独立见证人——Vanegas、Miranda 和 Gongora——的记载可作确认，并且补充了相关的细节，所有提及这起事故的其他叙述材料也都证实了公爵的解释。另外一种说法来自 Don Pedro de Valdés 本人（Laughton, II, 133-136），在西班牙流传甚广，因为 Don Pedro 的信函早在无敌舰队返回之前很久便已送达（cf. F. D. II, 427-428, 445, 448），而且在无敌舰队回归后，仍然有一些在舰队中服役的人士采信了这种观点（H. O., p. 352）。我遵从了第一种说法，而这与其说是因为支撑这种说法的证词分量更重，毋宁说是因为 Don Pedro 的故事自相矛盾。

Don Pedro 自称是在将要前往援救 Recalde 的时候与一艘比斯开船只相撞的。但是没有任何其他记载将 Don Pedro 与援救 Recalde 联系起来。所有记载均表示，他是在援救 Realde 的行动结束几小时后才与自己分队中的战舰Santa Catalina发生了碰撞。在整场战斗中，根本没有哪艘安达卢西亚分队的船只曾经靠近过 Recalde。

Don Pedro 宣称公爵对于他的不幸漠不关心。但在下一句话中，他又表示公爵的盖伦帆船有一段时间离自己很近，而且他还曾经两次派人联络公爵。

Don Pedro 清楚地暗示了，公爵不仅不愿意以其旗舰San Martín参与援助，而且拒绝授权舰队的其他船只前来施援。但是英舰Margaret and John的军官在稍晚时刻靠上前来时，分明看见了一艘加莱赛战船、一艘盖伦帆船以及至少一艘轻帆船正在旁边尝试拖走Nuestra Señora del Rosario，他们都是公爵那个故事版本公正的见证人。Don Pedro 的故事还有另外一些蹊跷之处，例如关于主桅的部分，还有Rosario是如何在“那天晚上”受到保护，以抵御众多敌军的围攻的，但是最显而易见的地方还是在于矛头分明指向公爵的敌意。但假若事实并非如此，那么 Don Pedro 期望的必然是——这其实已经发生了——他针对公爵所作的任何指控都将转嫁给自己的堂兄弟和敌人 Diego Flores。

第 24 章

主要参见 Laughton 和 Fernández Duro 的研究。同时参见 J. A. Williamson 的The Age of Drake, p.325。

第 25 章

周三的战斗参见 F. D., II, 235, 249, 258, 268, 275, 334-386。没有必要认为 Howard 在此战过后保持沉默是因为嫉妒 Drake。在西班牙人的左翼与 Howard 相对的地方，但凡提及本次战斗的观察者均只将之描述为“一场远距离的炮战”。Howard 也许早已将这些忘诸脑后。与 Medina Sidonia 一样，他对于下属信息的掌握好像也不太充分，这大约还是纪律松弛的问题。

Cobett 对于发生在 Isle of Wight 附近的这场海战的过程还原，见Drake and the Tudor Navy, II, 232-242，内容很具有说服力，令我颇受触动。

第 26 章

对于荷兰人的海军行动，英国人的报告见于 Laughton 和C. S. P. F.的记述，我将其与荷兰档案馆的相关文件进行了比照。值得留心的文献还包括：Rijksarchief, The Hague, Admiraliteitsarchief: Resolutiën Admiraliteit Zeeland, Port. 2447（1584-1590）；Admiraliteitscolleges, Inkomende brieven admiraliteit Zeeland, Port. 2667（1587）。Rijksarchief in Zeeland te Middlelburg: Ingekomen stukken, Port. 1201（1587）and Port. 1202（1588）；Register van Acten en brieven, Port. 1625（1586-1588）。尽管年久失修，内容或有脱漏，海军部的记录仍然给出了一幅有关荷兰海军实力和动向的完整图景，而且一并展示了 Justin of Nassau 的意图。来自伦敦的 Ortel，向 Zeeland 的政府专员通报了对于 Dunkirk 封锁状况的误解在英国公众舆论中产生的恶劣影响，然而一切为时已晚。这些文件还含有关于 Parma 军力的完整情报以及报道无敌舰队进程的准确新闻。另外参见 J. B. Van Overeem 的“Justinus van Nassau en de Armada（1588）”，收入Marineblad, LIII, 821-831（Oct. 1938）。

关于 Parma 的行动，主要参阅的是 Van der Essen 的研究，并结合 Medina Sidonia 信使的报告进行了校订，后者收入在 Fernández Duro 和 Herrera Oria 的作品之中。一些补充性质的细节材料见 Middelburg Ad., Port. 1202（如上所述），由 Cabrera de Córdoba 和 Coloma 确认过，二人都是可靠的目击者。

关于引火船，作为出版资料之外的补充，可以参见“Una carta sobre l’Armada enviada al Cardinal de Sevilla”（not related to HMC, Salisbury MSS., III, 351）, Flor. Arch. Med., 4919, f. 487, and “Relazione...de Cales”, ibid. ff. 532-533。两份均为匿名文件。还可以参阅 Gourdan 致 Bellièvre 的信函，10 Aug. 1588，连同一份来自加莱的匿名时事通讯, Bib. Nat. MSS. français, 15809, f. 111；以及 Mendoza 的通信（Sim.）和 Morosini 的信函（Va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