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朱元璋埋下的一枚重磅炸弹（第4/4页）

为什么说朱元璋这个快刀手对胡惟庸表现出了足够的忍耐，甚至是纵容？让我们拿李善长与其比较一下。李善长是朱元璋的“大管家”，和朱元璋有老乡和亲家的双层关系。在古代中国那样一个讲究“地缘效应”的官僚体系中，朱元璋连他都不能够完全信任，又能信任谁？他曾经被朱元璋比喻为自己身边的萧何，是公认的大明王朝第一开国功臣，在军民中的声望可谓一时无两。然而就是这样一个人，朱元璋在给予他崇高的赞誉之后，偏偏不让他继续做丞相。

李善长在58岁时就被朱元璋强迫退休回家抱孙子了，77岁时又被拉进胡惟庸奸党案。朱元璋一口气杀掉他全家七十多口人，只赦免了他的儿子和儿媳，因为他们是驸马和公主。与李善长居于同等位置的还有刘伯温，刘伯温的才干、品性与威信也远在胡惟庸之上，他被朱元璋比作自己的张良。朱元璋同样也不让他做丞相。朱元璋是铁了心要让能折腾出动静的胡惟庸待在丞相这个位置上。

朱元璋需要胡惟庸这样一个权欲熏心、利令智昏的人物，需要他替自己清除障碍，比如消灭刘伯温。他还需要这个人闹出点儿大动静，为自己提供一个取消丞相制度的理由。这个理由是给官僚集团和天下百姓看的，只不过是掩耳盗铃罢了。这盘棋从一开始就完全落入了朱元璋的掌控之中。

废除丞相制度之后，朱元璋对帝国的权力结构进行了重大改组。也就是前面说到的，由六部和监察机关分食相权这块大蛋糕，皇帝总领全局。为了将这种制度延续下去，朱元璋在《皇明祖训》中留下一句极为酷烈的话：“后代有敢建议立宰相者，灭九族。”

这种权力系统的设置与前朝的官僚体系相比，最大的特点就是简单透明，透明是为了方便皇帝能够对庞大繁杂的权力结构一览无遗。所有的权力全部被皇帝攥在手中，即所谓“大权一归朝廷”。朱元璋这么做就是逼着自己的子孙们不要偷懒，对待自己的家族企业要做到亲力亲为。此项制度在各种因素的交互作用下，闪转腾挪，演变得面目全非，可以说大明官家制度表现出来的种种乱象，都与此有关。朱元璋的权力整顿运动，让人产生矫枉过正之感，为明王朝的后世之乱埋下了一枚重磅炸弹。

对于这时候的朱元璋来说，他所能体验到的只有两点：一是手中的权力足够大，二是皇帝的工作负担也的确够重。

根据《明太祖实录》的记载，洪武十七年（1384年）九月十四日到二十一日，八天之中，全国共有1160份各类文书报告送到朱元璋的案头，其中涉及各类事项3391件。平均计算，朱元璋每天需要批阅文件的字数约为二十万字（一本书的容量），处理事务423件。这样的工作量，即便朱元璋不眠不休，一个小时也要阅读8000字以上，并在二十多件国家事务上做出决断。

这种工作量连年轻人都会感到畏惧，更别说一个快接近六十岁退休年龄的老人了。就算皇帝个个龙筋虎体，就算他对自己的职业有着无限的热爱，处身于那样一个岗位上也是形同苦役。朱元璋试图找到一个两全其美的办法，既可以解决皇帝工作负担过重的问题，又能够使皇权不至于旁落。

在废除丞相制度之后，朱元璋先是设立了四辅官，称为春、夏、秋、冬四辅官。后来又设置了华盖殿、文华殿、武英殿、文渊阁和东阁等大学士，但这些人的工作能力与先前被杀的那几位丞相相比，是不可同日而语的。另外由朱元璋一手营造出来的恐怖专政的政治氛围，也让这些人战战兢兢无心恋位，他们怕的是一觉醒来就赴了黄泉。在朱元璋看来，在帝国的权力系统制造那些大案、要案并非常态，只是一时权宜之计，他宁愿由自己来当这个罪人，为子孙“拔刺”，他希望帝国的车轮能够纳入正常法治的轨道。

无可否认的是朱元璋推行的权力整顿，带来了吏治清明的大好局面，权力监督也较以往到位。但是如何设置皇帝辅政机构的问题，始终没有得到有效地解决。作为开国之君，朱元璋只有无奈地把这个难题留给了自己的后世子孙，而在这期间官家权力结构经历了一个非常漫长的嬗变过程。

洪武三十一年（1398年），朱元璋带着遗憾离开了这个世界，按照他生前的安排，他的皇长孙朱允炆即位，是为建文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