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不合作的非暴力者

嘉靖初年有着相当不错的开局，一大批围绕在内阁首辅杨廷和身边的文官，在后世都享有贤明能干的声誉。可是皇帝的心思谁也猜不透，这个来自湖北藩王之地的皇帝好像并不急于开创属于自己的盛世。

一场来势汹汹的“大礼议”风波，让杨廷和与其几位德高望重的助手都有了离去的心思。而少年皇帝朱厚熜好像并没有挽留的意思。在他看来，国家治理得好与坏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自己开心与否。从即位第三年起，朱厚熜开始崇信道教，举行斋醮活动，并在大内广设醮坛。发展到后来，他甚至不视朝政也要修玄斋醮。

嘉靖皇帝在位期间，内阁首辅的权力已经大到除了皇帝，就无人可以约束的地步。正因为如此，文官们争夺首辅之位的斗争也就愈演愈烈。朱厚熜将内阁的办公地点设在了午门之内，这样就与翰林院和文渊阁区别开来。

时人在谈起内阁的时候，不再简而化之地将这几个机构混为一谈。还有更为重要的一点，那就是嘉靖皇帝在制度上将内阁大学士定位为文官之首，并且将那些既忠心又听话的文官选入内阁，赋予他们干预六部事务的权力。

其实内阁制的演变，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帝国文官集团内部的一场权力演变。

帝国建立初期，朱元璋筹建内阁的目的在于辅政，就是帮助自己处理文书报告，以备顾问，但是绝对不可以参与朝政，阁臣手中并没有多少实际的权力。说白了，内阁就是政府的秘书机构。到了永乐时期，内阁大学士可以参与军国大事，大学士俨然成为皇帝最为亲信之人。大学士可以兼任其他部门的领导，有的还兼领了正一品的太傅、太保等高级别官衔，权力地位有了质的飞跃。虽然他们还不能到兼职的各部门去担任实职，名义上还是皇帝的高级秘书，但是他们在帝国事务中已经拥有了强大的话语权和处置权。

后来的几位皇帝体弱多病或年幼无知，大学士们的权力逐渐增大。他们被赋予“票拟”的特权。正是“票拟”权的产生，直接将内阁大学士送上了权力的制高点。帝国权力系统的各个部门，包括中央六部，全在内阁大学士的掌控之中。为了使内阁成员之间保持平衡防止专断，一度废止了内阁首辅之位，但从明世宗后内阁首辅保留了下来，并且日益重要，成为争夺焦点。

在这里需要说明的是，嘉靖皇帝对宦官的控制很严，动不动就将那些犯错误的宦官往死里整。朱厚熜执政时期，宦官的势力在帝国的权力分润中并没占到多少股份。宦官的权力收缩到极限，这就使首辅的争夺成为帝国权力争夺的最大焦点。这一时期先后就任首辅的官员多达十几人，频率之高，人数之多，都创造了纪录。

嘉靖初年，杨廷和执政，独揽票拟之权。嘉靖皇帝因为“大礼议”事件而移情专宠张璁，使其平步青云，以火箭般的蹿升速度坐上了首辅的宝座。随着时间的推移，身为皇帝的朱厚熜感觉到张璁这个人在做事的时候有些耍滑头，恃宠不让。于是朱厚熜就想找一个人来制衡他，目标很快就锁定在了夏言的身上。

在君臣猛烈交火的大礼议事件中，夏言的分寸拿捏得十分到位。夏言曾上疏建议嘉靖皇帝亲耕南郊，让其生母蒋皇后亲蚕北郊，“为天下倡”。夏言这么做既表明了自己力挺皇帝的决心，以此博取对方的信任，同时这么做还有一层考虑，那就是避免将自己完全暴露于帝国官员内耗的火力网中，避免引起反对派的憎恨。由此可见，夏言是一个政治手腕高明的文官。

嘉靖七年（1528年），夏言又上了一道建议天地分祀的疏文。这道疏文写得相当有水平，引经据典，文采斐然，更重要的是疏中的观点与嘉靖的想法不谋而合。皇帝由此龙心大悦，自然少不了一番嘉奖。嘉靖皇帝将其调入翰林院，为侍读学士，也就是专门陪皇帝讲读经史。

夏言是个外形俊朗、气度不凡之人，极具个人魅力。作为一名侍读学士，他讲读经史声音洪亮，用一口标准的官话（北京方言），因此深得嘉靖皇帝的喜欢。每次授课结束，皇帝都会赐其茶饭，神情之中流露出“欲大用”的意思。

夏言的表现与前面张璁在“大礼议”事件中的表现可谓异曲同工，两人都是揣摩皇帝心思的高手，知道如何投其所好。

“大礼议”事件虽然已经过去了很长一段时间，但朱厚熜对此仍耿耿于怀。他急于想在礼仪制度改革这件事上再做些文章，为自己纠结于此找到一条合法的通道。也就在这时，夏言上疏建议改变祖宗旧制，分别祭祀天、地、日、月。嘉靖皇帝在接到夏言的奏疏时，内心也是激动万分。

其实改变祖制这种事，历来就是讨好新君、惹怒旧臣的。新君为了标新立异，证明自己是个有作为的君主，往往会在旧瓶子里装一些新酒，向世人证明自己的新究竟是新在何处。夏言的这道奏疏虽然赢得了皇帝的欢心，却引起了朝中诸多大臣的反对。而在众多的反对者中就有“大礼议”事件中的先锋派人物，此时的内阁首辅张璁。

张璁是嘉靖皇帝在“大礼议”事件中的政治盟友，可在“天地分祀”这件事中，他却和皇帝唱了反调。当初在“大礼议”事件中结盟皇帝，是为了能够跻身权力高层；如今与皇帝唱反调，张璁是担心夏言借着“天地分祀”这件事上位，以达到权力分润的目的。

张璁无法接受夏言与嘉靖皇帝在这件事上一个鼻孔出气，他将夏言视为政治上的潜在对手。张璁决定出手，他指使詹事霍韬找机会诋毁夏言，使其在皇帝面前失去信任。

嘉靖十年(1531年)七月的一天，行人司长官(司正)薛侃突然造访太常寺卿彭泽的府邸。在这次不请自来的造访中，薛侃交给彭泽一份文稿。因为太常寺是专门管理礼仪祭祀的部门，所以薛侃才会主动上门请教。这份文稿是他准备上疏给皇帝的，其中的内容涉及明朝皇帝的禁忌——继嗣问题。

疏中的内容就是劝嘉靖皇帝早日确立皇位接班人。要知道此时嘉靖还没有一个皇子，而嘉靖皇帝本人就是皇家继嗣问题的受益者，先帝明武宗断子绝孙才轮到他来当这个皇帝。

当彭泽看完这份文稿的时候，他从中捕捉到了置夏言于死地的杀机。薛侃、彭泽和夏言是同榜举人，薛侃是夏言的死党，而彭泽却是张璁的幕后同党。只要薛侃罪名成立，作为死党的夏言就难脱干系。

彭泽带着这份文稿找到了张璁。经过一番密谋，张璁将抄录的薛侃的文稿交到嘉靖皇帝的手中，并直指，这份文稿是夏言指使薛侃所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