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权力者心中都藏着一条蛇

随着夏言的倒台，严嵩毫无意外地成为帝国内阁首辅，独操帝国相权。权力的递延规律不会因为一个人的离开就曲终人散，夏言的生命虽然画上了句点，但大明的权力机器还在继续运转。严嵩在接过帝国相权的同时，同样也接过了权力给自己带来的麻烦与纷争。

无论是夏言还是严嵩，作为首辅之争的参与者，他们都不仅仅是只懂得权力斗争的政客。相反，他们都是具有极高文化水准的士大夫。他们深受儒家思想的熏陶，在很多时候，他们会高举着“仁、义、礼、智、信”的精神旗帜，将自己划归为文人的行列。但是残酷的政治权力斗争，让他们将文骨狠狠地砸碎。为了在权力的夹缝中求生存，他们需要学会结党营私，学会不择手段地打击政敌。

权力的欲望和政治的野心使这些儒家弟子摇身一变成为冷酷无情的政客，他们用阴狠残忍的手段置对手于死地，这是权力集团内部经常发生的事。即使未能达到目的，也是“非不为也，是不能也”。

这些以儒学起家的阁臣大僚，虽然端着一副道貌岸然的姿态，但在儒雅的表象之下，他们阴狠险毒的手段丝毫不亚于那些舞刀弄枪的武夫和不通文墨的宦官。在文官集团政治斗争的大背景下，有一个人横空出世，他提出了知行合一的“心学”理念，为那些在权力系统内苦苦挣扎的文官们照亮了前进的方向。此人就是前面提到的王守仁，也就是大名鼎鼎的王阳明。

王阳明死于嘉靖八年（1529年），比严嵩掌权早了将近二十年。两个人在政治风波中并无交集。估计连王阳明也不会料到，二十年后，自己的弟子会成为帝国政治斗争的核心人物。

作为心学创始人的王阳明，是在实践中完善了“心学”和“知行合一”的学说，并最终悟道。他跟其他的圣人或哲学家最大的区别，就是他不是纯粹的理论派，而是一个彻头彻尾的理论加实践派。

那些在帝国官场上苦苦挣扎的文官，他们在权力的沉浮中痛苦地发现，自己在书生时代坚守的那份信念与现实有着很大的差距。圣人的说教没有用，士人的礼义廉耻没有用，忠孝节义也没有用。在剥除这个丑恶世界的所有伪装后，他们在历史的转弯处终于找到了答案，那就是“利益”二字。

可在痛苦过后，他们依然陷落于这条权力的不归路。等到王阳明参悟了知行合一的真意，他们其中的一些人才醍醐灌顶。一个儒学之士无论有多么伟大正直的理想，如果要实现它，就必须懂得两个字——变通。唯有变通，将自己的思想付诸于实际行动，才能适应这个变化万千的世界。追求光明的“心学”正是诞生于这黑暗的世界中，倔强地闪耀着自己的光芒。

按照登上历史舞台的顺序，王阳明与徐阶是不存在交集的。幸好这个世界上还有一种叫作“思想”的东西，它可以超越时间的限制，沟通存在于不同时空的人们。

徐阶平生酷爱阳明心学，并且不遗余力地将其发扬光大。他在翰林院工作期间，多次聚集门生大讲心学。嘉靖四十四年（1565年），他更以首辅之尊在京师举办大规模心学讲学活动，听者数以千计。

根据当事人罗汝芳的记载：“以徐首辅为榜样，六部九卿、台阁大员们纷纷到场（灵济宫），与学术界的贤者们亲切会晤。徐首辅亲手誊写了程子著作中的精彩片段。来自兵部的某高官激动地出列，热情洋溢地向在场同仁们逐句朗读。与会人员纷纷要求徐公详细解释，徐公亦不吝赐教，耐心地为与会诸君一一解惑，受教的人无不欢呼雀跃。”

徐阶的喜好一度成为帝国的政治风向标，当然这有赖于他手中握着的权力资源，权力主导着话语权。心学成为人人崇尚之学，成为官场上追名逐利的一种手段。

徐阶的祖上是土里刨食的农民，到他父亲徐黼才当上衙役，后升为宣平（今属浙江）、宁都（今属江西）县丞。徐阶五岁时随父在地方生活，耳濡目染了父亲处理公务的那一套程序，这对他后来的官场生涯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在徐阶十六岁时，他遇上了改变自己一生命运的人，这人就是华亭知县聂豹。聂豹见徐阶聪敏早慧，读书用功，十分喜爱，就将其视为忘年之交，并向其讲授王阳明的良知之学。这时候，王阳明的心学早已风靡天下，徐阶也深受其影响，他还常与王阳明的弟子欧阳德一起切磋学问。徐阶在当地缙绅士子中声名鹊起，其才学受到当地“诸贤长者交口称誉”。徐阶的成长与嘉靖的掌权可以说是同步共振的，嘉靖元年（1522年），徐阶通过应天乡试，第二年，二十一岁的徐阶又中了探花。

按照史书记载，徐阶是个面目和善之人，“为人短小白皙，秀眉目，善容止”。在他入朝晋见皇帝的时候，内阁首辅杨廷和见他气度不凡，内心十分喜爱。于是，在杨廷和的大力举荐下，嘉靖皇帝授徐阶为翰林编修，让其为太子和诸王讲授儒家经典，并参与编修《大明会典》及祀仪等机务。徐阶在起步阶段还是很有人缘儿的。夏言在当首辅期间，也曾经在嘉靖皇帝面前保举过徐阶。这也为后来徐阶和严嵩间的斗争埋下了伏笔。

嘉靖九年（1530年），嘉靖皇帝趁着大礼议事件余波未尽，准备罢黜孔子文宣王的王号，并且将孔子的像改为木像。按说此举等于是要了天下书生的半条命，可奇怪的是，以时任首辅张孚敬为代表的文官们居然也附和皇帝的意见。只有徐阶持反对意见，他提出黜孔子的王号是非常不靠谱的事。

张孚敬很不高兴，当面就质问徐阶：“你小子这么做，是要背叛我吗？”

徐阶的回答也很直接：“背叛的前提是依附，我既然从来都没有依附你，又何来背叛？”

徐阶就这样开罪了皇帝和首辅，被贬为福建延平推官。由一名京官被贬为边远地方的七品刑狱官，对于一名正在成长中的年轻干部，这应该算是一次不小的打击。可徐阶却不以为然，他于人前自我解嘲：“无论官职大小，不都是皇帝的臣子吗？”

徐阶到地方任职后，还是干了很多实事。平反冤狱，释放长期关押在监狱里的囚徒，打击盗贼，惩治地方上的不法胥吏。针对当地风气不淳的弊端，他主张拆毁大搞封建迷信的祠堂，创办乡社学，并亲自为地方士子们讲授圣贤之学。

作为地方的七品小官，徐阶无力改变地方的贫困面貌。当他静下心来的时候，也会自我反省：自己之所以会沦落到这穷乡僻壤，全是书生的狂狷之气惹的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