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刘邦的“穿孔游戏”（第2/4页）

历史是懂幽默的，它总是爱跟那些较真的人开玩笑，说一些轻松的段子。让孔老夫子和他的三千弟子做梦也想不到的事情还在后面，最后帮助儒家权力穿孔的人，却是那个流氓成性的草根皇帝汉高祖刘邦。刘邦的草根不是表面上做做样子，而是渗透进骨子里的，史料记载：亭长出生，“好酒及色”。就是这么一位我是流氓我怕谁的酒色之徒，他根本入不了儒家的法眼。可这种人有他自己的优势，他来自平民，懂得老百姓需要什么，也善于听取来自不同阶层的意见，善于把握政治风向。拥护谁，反对谁，他拿捏得比谁都准。官场中人讲究一个根基，根基牢固，任尔东西南北风，我自岿然不动；根基不牢，哪怕有一点风吹草动，也会被吹得东倒西歪。所以说，历代皇权专制王朝中，当权者的出身论其实就是权力的“打底定律”。底打得牢，权力之树就长得挺拔，不然也就成了歪脖子树。刘邦之所以能在楚汉战争中笑到最后，完全得益于在他的底打得扎实，够厚黑。

其实刘邦是一个非常可爱的人，劣迹斑斑，而又性情勃发。有人将中国帝王逐一归类，认为刘邦属于帝王序列中的小人。一个人年青的时候经常去别人家里蹭吃筵席，谁家有个红白喜事，他也不上礼钱就去白吃白喝。有一次县令摆席，刘邦居然也去混吃混喝。主人待客的规矩是：贺礼不满千钱的，坐在堂下。堂上当然是贵宾席了，刘邦没有钱还要坐贵宾席，拿张名帖往礼台上一扔，嘴里喊道：“礼金一万上账。”然后就大摇大摆地坐到堂上。凑巧席间有位贵宾姓吕，是县令的朋友。这吕公倒是个人物，不仅没有因此而看不起刘邦，反觉得这家伙器宇不凡，竟把自己的女儿吕雉许配给了他，这就是日后的吕后。

不论是刘邦还是项羽，谁都想做天下第一，于是才引出了“楚汉之争”。要按实力，刘邦是打不过项羽的，但战争就是这么奇怪，有实力并不一定能赢，还得有计谋，会耍点流氓、无赖的手段。这一点项羽不会做，也做不出来；但刘邦无所顾忌，并最终赢得战争的胜利。

刘邦在得了天下后，完全否定秦朝推崇的法家那一套。在这种背景下，儒家开始逐步渗透权力场，在这里儒家最应该感谢一个人，那就是叔孙通。秦朝时叔孙通已经是待诏博士，权力易主后，他应该算是一名跟了两朝主子的贰臣。在陈胜发动起义后，秦二世召集博士们咨询将如何处理，平日里侃侃而谈的博士们慌作一团。大多数人说的话如出一辙，都是陈胜造反，将会酿成大患，必须发兵征讨。这种长他人志气，灭自己威风的话让秦二世胡亥听得难受。只有叔孙通站出来说，几个“群盗鼠窃狗盗”而已，地方官吏就可以搞定。让这些博士做梦也想不到的是，本来哥几个是“先天下之忧而忧”，却换来皇帝的愤怒。咨询的结果是秦二世胡亥下令将那些主张出兵征讨的博士全部拿下，同时奖励叔孙通“帛二十匹，衣一袭，拜为博士”。

事后，有人责备叔孙通有那么一点“谀”，叔孙通却擦着汗回答说，我也是刚刚脱离虎口，你们就不要这么损我了。叔孙通连夜逃离咸阳城，先投怀王，再投项王，最后降汉。其实在这里，我们不能简单地将叔孙通划为没有风骨气节之人。在那样一个活着才是硬道理的乱世中，趋利避害是一个人生存的本能反应。而这时候的知识分子也有选择如何生存的权力，不存在和某个权力集团签订生死契约。也就是说，叔孙通最后投奔刘邦，是识时务的明智之举。

刚一开始，刘邦对叔孙通这帮儒生还是有较强的抵触情绪。要知道刘邦是一个将草根精神进行到底的人，没有高学历，生活也不小资，尤其看不惯儒生的那身行头。对于刘邦的这种心理，叔孙通还是能看出来的。一个人如果连老板的喜怒哀乐都解读不了，那他在官场上是没有前途的。既然刘邦不喜欢这身奇装异服，那就好好在形象上捯饬一下。于是叔孙通经过一番调查研究后改穿楚地的短服，在那些顽固的儒生中，有一个人能主动站出来迎合自己。叔孙通的这种做法博得了刘邦的高度赏识，看来儒生们的头脑也不全是花岗岩的。据《史记》记载，叔孙通降汉时跟随的儒生有一百多位，可见叔孙通在当时的儒家学者中是具有一定号召力的。这帮人之所以冒着被杀头的危险跟着叔孙通投奔刘邦，也是看中了叔孙通的勇气和胆识。至少在那一百多位儒生敢死队员们看来，跟着叔孙通是有前途的。

但现实很快让他们奔腾的热血冷却了下来，叔孙通并没有带他们走上一条光明大道。这家伙一次又一次向刘邦举荐的人都是一些有案底的黑社会分子（盗匪），儒家弟子一个也没有举荐。儒生们怀疑叔孙通是不是吃错药了，怀疑他还是不是儒家士子的一份子。叔孙通给出的理由是：汉王正在冒着九死一生的风险打天下，你们只会读书写文章不会打仗，所以我要先举荐那些上了前线敢玩命的主。等到天下一统，才能轮到你们上场。你们需要耐心等待，等到时机成熟我一定会推荐你们的。叔孙通的这席话，并不是满嘴跑火车，而是“心有所定，计有所守”的一种表现。由于他举荐的人在战争中多次立功，刘邦非常高兴，拜叔孙通为博士，号稷嗣君。

汉高祖五年（公元前202年），刘邦早已统一天下。在他看来，那些官场礼节过于繁琐，不符合他低级趣味的风格。他要求能省则省，一切从简。结果大汉帝国的朝堂成了闹哄哄的菜市场。在这种情况下，叔孙通拿出了秦朝朝仪、官制给新皇帝运用。刘邦建立的新王朝，基本是流氓政权取代了贵族政权，那些出身草野的流民哪里懂得什么礼仪和规矩，出入朝堂跟出入梁山聚义厅也差不多，奉行的也只是大口吃肉大碗喝酒那一套。群臣在朝堂之上开怀饮酒，高声喧哗，手痒难耐的武将们情急之下还会拔剑击柱。看着眼前乱糟糟的场面，刘邦觉得这样太没有规矩了。

叔孙通知道刘邦愈来愈讨厌此类事，善于察言观色的他就不失时机地说出了自己的观点：那些儒生很难为您攻城拔寨，可是能够帮您保守成果。我希望征召鲁地的一些儒生，跟我的弟子们一起制定朝廷上的仪礼。打天下我们读书人不行，而治天下你们这些没文化的武人不行，还要靠我们儒家的弟子。

刘邦担心的是，这些读书人所制定的礼仪制度，又会像过去那样烦琐难行。为了打消刘邦心中的顾虑，叔孙通说：“五帝有不同的乐礼，三王有不同礼节。礼，就是按照当时的世事人情给人们制定出节制或修饰的法则。所以从夏、殷、周三代的礼节有所沿袭、删减和增加的情况看就可以明白这一点，就是说不同朝代的礼节是不相重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