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刘邦的“穿孔游戏”（第3/4页）

叔孙通是个异常清醒之人，他对于权力体系建设有着一套更为实用的理论。他来自秦朝，对于秦王朝的败亡也有着更为直观的感受。从这个角度出发，叔孙通的观点无疑是历史文化层面上的一大进步。

于是汉高祖刘邦将制定朝仪的任务就交给了叔孙通，刘邦只定了一个调子：可试为之，令易知，度吾所能行者为之。意思就是说，你定的这个朝仪，不能过于繁琐，要易学易掌握。

等到叔孙通的朝仪制定好了之后，先是召集了鲁地几十个读书人，连同孙叔通的弟子一百多人在野外牵绳索、树茅草，将新近制定的礼法练习了一个多月。直到孙叔通觉得已经差不多了，于是上报汉高祖刘邦。刘邦在检阅过后，觉得这种形式大于内容的繁文缛节给足了皇家面子，很能体现皇家的威严，臣子的恭顺。他用四个字对叔孙通所做的工作给予了积极的评价：吾能为之。这一套，我可以做得来。

对于叔孙通而言，自己的心血没有白费。为了给叔孙通捧场，刘邦命令群臣都要学习这个新朝仪。只有学习了新朝仪，才有资格到朝堂之上来和我这个皇帝见面，不然继续回头学，直到学会为止。

汉高祖七年（公元前200年）阴历十月，在原来秦离宫兴乐宫基础上改建而成的西汉第一座正规宫殿—长乐宫建成，之后为朝廷所在。当年，诸侯和大臣们进行了十月朝拜岁首的礼节：天亮之前，谒者主持典礼，指导所有人员按次序进入殿内，廷中排列着战车、骑兵、步兵和侍卫官员，佩带兵器，竖立旗帜，然后传令“快步走”。殿下郎中夹阶而站，每阶上都有数百人。叔孙通制定的这套易知易行的朝仪制度在长乐宫正式实施。我们可以想象得到，这套朝仪制度让那些平日里不拘小节、咋咋呼呼的文武大臣们收敛了许多，一个个按尊卑秩序喝酒说话，向刘邦行跪拜之礼，没有敢失礼者。功臣列侯、众将军和军官按次序排列在西，面向东；文官从丞相以下排列在东，面向西。大行设置九个傧相，从上向下传令。这时皇帝乘坐辇车出房，众官员举着旗帜传呼警戒，带领诸侯王以下到六百石的官员按次序朝拜皇帝。这些官员没有不震恐肃敬的。等到典礼完毕，又举行正式宴会。凡陪坐殿上的官员都俯伏着，低垂着头，按官位高低次序起立给皇上敬酒祝酒。酒过三巡，掌管宾客的谒者宣布“宴会结束”。御史严格执行纪律，把个别不遵照仪式的带走治罪。在整个朝会过程中和宴会上，没有人敢大笑大叫对皇上失礼的。

不试不知道，朝仪真奇妙。刘邦龙颜大悦道：“老子今天才体会到当皇帝的尊贵。”喜不自禁。

把皇帝伺候高兴了，大家也就有好日子过了。刘邦拜叔孙通为太常，并赐金五百斤。叔孙通的弟子也都纷纷被赐官。他们非常高兴地说：“叔孙老师真是圣人啊，知道皇帝最重视的事情。”后来，孙叔通在刘邦的授权下，又撰写了《汉仪十二篇》、《汉礼度》、《律令傍章十八篇》等仪法法令方面的专著，制定了一套完整的适合当时需要的礼仪制度，并用它们来整理朝纲，一时之间，朝廷上下，秩序井然。而后世的礼仪制度，也是从这时开始得以定型并延续变化下来的。

通过制定汉代礼制，叔孙通获得了巨大的成功，这也为儒家最终被奉为正统思想铺平了道路。

叔孙通又乘机进言：诸儒生跟我这么久了，朝仪不是我一个人的功劳，而是大家集体智慧的结晶，应该也给他们封官。可见叔孙通虽然是十足的儒生却并不迂腐，懂得做人做事的进退。于是高祖刘邦将一百多名儒生全部封为郎官。刘邦的做法不仅使人想起中国历史上的另一个草根皇帝朱元璋，朱元璋认为：“礼立而上下之分定，分定而名正，名正则天下治矣。”也就是说，订立了礼仪，人们身份等级之间的差别和他们的名分就都确定了，这样国家不长治久安也难。

懂得见风使舵的叔孙通，随着时局的变化而不断改变着自己的行为方式，但始终没有改变的是他骨子里的儒家信念和自己对于权力的热衷。孙叔通是见缝插针，趁机将儒家的礼制等级思想渗透在礼仪培训里，在大臣们三跪九叩的同时，汉帝的威严，等级的体制，悄悄树立起来，而儒家思想的精髓之一，正名，也随之树立起来。叔孙通是个务实之人，也很低调。通过制定朝仪规范了权力秩序，得到了刘邦的高度信任。也正因为他的努力，为后来的儒生集团在权力结构中争取到更大的利益空间。叔孙通一炮打响之后，儒生们的胆子也就更大了。他们发现孔子当年周游列国努力寻找的权力魔杖和政治理想正向他们这些儒家后生们靠近，他们的时代就要到来。这个发现，让儒生们再也无法平心静气地做学问，陆贾就是他们的其中一个代表。

陆贾和汉高祖刘邦有一次非常有意思的对话，我们都知道刘邦是个没多少文化的市井之徒，读书不是他的爱好。陆贾有事没事喜欢在汉高祖面前念叨《诗》、《书》，听得刘邦的耳朵都生出茧子了，有一天刘邦实在听得烦不胜烦，就指着陆生的鼻子吼道：“老子骑在马上得了天下，要《诗》、《书》何用？”

陆贾并没有回避刘邦提出的质疑，他也用同样的语气回复了一句：“骑在马上得天下，难道就可以骑在马上治天下吗？况且汤武当年用武力夺取天下，却以文治守护天下。文武兼济，才是国家长治久安之策。过去吴王夫差、智伯就是因为武力太盛而亡国；秦王朝也是如此。假如过去秦国在吞并天下以后，实行仁义之治，效法先圣，陛下又怎么能得到今天的江山社稷？”这句话显然是在教育刘邦，马上得天下，不能马上治天下，这样就会犯秦国当年犯下的错误，离亡国之日也就不远了。

刘邦还算是一个好学生，教育之下面有惭色道：“希望你能为我写出秦之所以失天下，我之所以得天下，以及历代国家兴亡的原因。”刘邦这么做是为了将来少走弯路，避免大汉王朝重蹈覆辙。

陆贾简单地向刘邦提供了一些治国方略，一共写了十二篇，每奏为一篇。刘邦看了以后非常满意，称赞陆贾讲得好。随着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儒家知识分子从此正式走上了权力舞台的中央地带。这时候在国家权力系统内部儒家已经渐渐占据了上风，儒家的理论优势和政治优势在叔孙通、陆贾、贾谊等儒家知识分子的“权力穿孔”之下，已经成为权力集团推崇的一门显学。到了汉武帝时期更是达到了巅峰，一代雄主身边环绕的都是孔老夫子的衣钵传人。意气风发的汉武帝将独尊儒术的方针与正式权力相互嵌接，以此规划着自己的权力蓝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