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王侯将相真有种（第2/3页）

朱温心里比谁都清楚，柳璨要借他这把刀来杀人，并不是出于对他未来的考虑，而是出于自己的私心。

朱温当时并没有很快就做出决定，正在他犹豫不决之际。他的亲信，一个被清流人士蔑视的知识分子张策跳出来跟他理论。张策告诉他，你应该让这些清流朝臣们统统靠边站，他们的存在阻碍了你的前进脚步。言下之意，如果你不借此机会来一次血腥杀戮，将来你朱温就有可能成为一头名副其实的瘟猪。

这句话让朱温实在有些坐不住了，他的恶开始向胆边生。他之所以没有被柳璨完全说服，却被张策说服，最起码有两点原因。

其一就是张策是他的亲信自然会站在他的角度考虑问题；

其二就是张策的理由很充分，符合自己的想法。张策说，不要小看这些文弱的知识分子，他们制造舆论的能力还是很强的。在还没有网络报纸电视的时代，制造舆论完全是靠手里的笔或者口耳相传。文人的笔不输给武人的刀枪，同样可以上演夺命好戏。

就在朱温心头火起之际，有人不断地往燃起的火上浇油。谋士李振就是其中一位。

李振这位在科举路上走得异常艰难的在野知识分子最痛恨的就是那些清流人士。在李振看来，他之所以屡考屡败，完全是拜那些清流分子所赐。因为清流分子好像天生就是考试机器，他们用自己过硬的文化素质几乎垄断了科举名额。他跟朱温说，朝廷之所以纲纪紊乱，都是拜那些清流分子所赐。大王将来要想成就一番大事业，那就非除掉他们不可。

李振的意思是说，在皇家集团与藩镇集团的争斗中，清流人士都一边倒地站在了皇帝的这一边。随着“清流”集团的火线加盟，皇权得到了巩固。对于朱温来说，要做大做强藩镇势力，就要削弱清流集团的实力。

在这里需要插一句的是：唐朝的官和吏与前朝相比已经有了明显的流品之分，官吏之间有着质的区别，但两者之间还没有形成无法逾越的鸿沟。毕竟吏员与一般老百姓还是有区别的，最主要是因为他们拥有公权力的合法伤害权，老百姓畏之如虎。吏是介于官民之间的一个特殊群体，他们既受制于官，又是官员施政的助手。表面上来看，这些吏员所从事的都是琐碎政务，社会地位并不突出，但正是这些琐碎的政务粘合了中央到地方各级官府衙门的权力环节。在庞大的行政机构中，难免会存在一些权力缝隙使得心术不正的吏员有机可乘。既然在身份上无法与国家正式编制的官员相比，那就多捞点利益的油水。正是这种利益的纠合，使得权力系统陷入胥吏的掌心之中。

这个理由足以撼动朱温的内心世界，接着他又将裴枢拒绝自己建议太常卿人选的那件事联系起来，心中的怒火完全被点燃。他决定利用自己把持朝政的威权，砸碎那些清流人士的美梦。他命令傀儡皇帝唐昭宗下了两道旨意，第一道是封张廷范为太常卿；第二道是贬三个宰相裴枢、独孤损、崔远为刺史。

这三人是清流人士的中坚力量，他们的被贬，在清流人士中间引起了极大的震动。朱温的铁腕没有停下来的意思，谁不服，就贬谁；再不服，就连贬带扁，往死里扁。当时的吏部尚书陆扆、工部尚书王傅在同一天被贬。紧接着，太子太保赵崇致仕、兵部侍郎王赞被赶出朝廷。从此以后，朝廷中但凡有所谓“清流”头衔的人都被朱温以皇帝的名义逐出权力核心层，放逐到地方为官去了。到了该年六月份，被贬斥的朝廷重臣已有三十多位。

朱温索性一不做二不休，几天后，他以昭宗的名义下旨。将裴枢等被贬的高级官员三十多人弄到一个叫做白马驿（今河南滑县）的地方，将他们全部杀掉。杀人的借口冠冕堂皇：这是按照昭宗的意思在办。

这时候，那个出馊主意的李振又站了出来。他跟朱温讲，这帮人不是一直以“清流”自居吗？那就把他们的尸体统统扔进黄河里，让他们死后永远成为黄河中的浊流，无法融入清流。像李振这样的文人只要将自己身体内的文骨砸碎，他们首先祸害的还是自己的同类。本是同根，相煎越急。

朱温看着眼前这个落榜书生，见过无耻的文人，没见过如此无耻的。黄河黄，是因为黄河本身就是浊流，真是创意之举，也只有李振这样不得志的文人能够想得出来。就这样，三十多具清流人士的尸体被抛进了滔滔的黄河，清流之躯融入黄河的浊流。

事情到这个程度，我们才弄明白“白马之祸”的祸不在杀戮本身的惨酷性，而在于它的巨大讽刺性。文人李振借着朱温之手，发泄着自己对于清浊之分的愤怒。在接下来的几天里，朱温又把那些不肯依附于自己，且又自认为门第高贵，或经由科第出身而身居三省台阁官员、地位稍微显赫者全部诛杀。诛杀的理由给得牵强，说他们是结党营私，破坏了国家的权力安全阀。这次杀掉的文臣有数百人之多，朝堂为之一空。

事件背后传递出一个信号，那就是曾经的黄金盛世在走向穷途末路之时，文人士大夫们的结局是凄凉的。

更让人胆寒的是，在整个事件中，李振这些读书的种子毫无物伤其类的痛感，甚至在溅起的血光中能够倒映出他们狞笑的面孔，这的确让天下读书人为之心寒齿冷。李振这样不得志的“书生”主导了这场权力世界的悲剧；包括挥刀斩杀文臣的朱温，本身也是知识分子家庭出身。是什么样的原因让他们陷入这种疯狂的状态？

魏晋南北朝以来，很多士子在经过多年的努力打拼后，在中原形成了一个以炫耀家世为特征的特权阶层。到了晚唐时期，这些有着社会背景的“衣冠之士”已经在维持最后的辉煌。体面的家族背景，并没有为他们换来对等的权力。可他们仍心有不甘，即使成了强弩之末也要挣扎到最后一刻。好像唯有如此，才能不辱没祖上的那份荣光。

唐朝末年权力系统的大崩盘，从皇帝到官僚徒有救世之心，而无救世良策。士族流品虽然有了回光返照的迹象，可也有了死亡的色彩。

晚唐官员选拔被那些官宦士族、权豪子弟们所把持。咸通中举进士不第的胡曾，曾在其《下第》诗中抱怨道：“上林新桂年年发，不许平人折一枝。”昭宗朝进士黄滔也说，“咸通乾符之际，豪贵塞龙门之路，平人艺士，十攻九败。”也就是说，平头老百姓想要通过科举考试进入仕途，连门都没有。

士族人员的权力抱团也直接削弱了皇帝手中的权力。为了稀释士族人员的权力，从隋朝开始，官家开始推行科举考试。这种方法有效果，但却没有收到从士族手里完全夺权的效果，大部分非士族人员中依然徘徊在权力的门槛之外。士族人员依旧把持着核心部门的核心权力，并不断提携着自己圈子里的人才。清流与浊流好像怎么尿，也尿不到一个壶里。同样是读书人，因为出身门第不同，一个高高在上，一个却只能久居人下。这种权力通道的堵塞，让非士族人员对那些所谓的“清流”高级官僚的憎恨越发强烈，划根火柴，就可以引爆一个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