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酷吏的伤害边界（第2/6页）

张汤的飞黄腾达，首要原因在于他在成功之前还是很低调的一个人，也善于编织官场关系网，打下了坚实的阶级基础。其次，也是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张汤得到了汉武帝刘彻的充分信任。

张汤的一言一行从汉武帝的这个角度看去，无不是唯皇命是从。正所谓一流的奴才，三流的忠臣正是说的这号人。

这样一来，汉武帝自然认为他是一个非常难得的人才，理所当然地应该重用他，赋于他大权。张汤断案也不是逮着案子就死咬不放，他断案大多是有选择性的。比如遇上汉武帝讨厌的，就落井下石加重刑罚；遇上汉武帝喜欢的，就寻找借口法外开恩；遇上汉武帝不关心而与自己有隙的，就毫不留情一审到底，以排挤仇家为政绩，在维护皇权的幌子下最大程度地扩张己欲。

名义上万事由皇帝一人裁决，其实最终决策权却完全被张汤的个人意志所引导。

位列三公后的张汤仗着有汉武帝的宠信，常常干下一些越权的事情，权势远超丞相。他在朝堂上肆无忌惮地谈论国家大政，忽悠得汉武帝忘而废食迟迟不退朝。皇帝不退朝，害得其他大臣们也没办法准时下班。

张汤因病不能上朝时，汉武帝竟然会御驾前往张府探望，做臣子做到如此地步，应该是拉风到极致了。

当时西汉和匈奴多年的大规模战争导致国库空虚。为解决财政危机，汉武帝又让张汤来主管经济改革，负责制造白金货币和五铢钱，实施盐铁用品专卖法案，到处张贴缉拿令，严刑打击豪强富贾，酷法压迫平民，一时之间，全国上下陷入通货膨胀，百姓怨声载道。

最后张汤居然混到了万夫所指的地步，本来可控制的经济危机也被人为恶化成严重的权力危机，这就好像不义的辉煌总逃不过惨淡的收场，张汤的飞黄腾达也走到了尽头。

张汤最后并没有捞到一个圆满的结局，最致命的原因在于他的两面性格，执法太过冷血，由此结怨太多，最后被自己的皇帝所抛弃。

张汤在这里做了冤大头，他捞取的酷吏恶名都是拜一人所赐，那就是他所效忠的皇帝。为了维护皇帝的颜面，张汤时时处处按照皇帝的指示精神在做人和办事。说到底，他不过是皇帝豢养的一条忠狗，忠心耿耿，专以咬人为己任。一生的事业，无非是替皇帝看住其他官员，一不许他们有贰心，连私下的牢骚都不能有，若有，就用鼻子嗅出来，满门抄斩。二不许他们浪费皇家的银子，少花钱多干事，最好是让马儿跑，又不让马儿吃草。

然而问题是，那些被张汤看住的官员，其实也同样是皇帝豢养的猎犬，为皇帝看家护院，维持秩序、征收钱粮。虽然说，某些官员可能没有张汤这样的忠心赤胆，可以过苦日子还屁颠屁颠地东奔西走，不辞劳苦，但也都是皇家离不开的。说白了，官家的权力体系，不就是靠这些人在支撑门面吗？

我们来看一看张汤任侍御史、专司刑法时经手处理的三个案子。

第一个案子是“巫蛊”案。汉武帝还没有登基前为胶东王时娶陈阿娇为王后，登基后封为皇后。帝后感情虽笃，遗憾的是陈皇后始终没能为汉武帝生下接班人。一次汉武帝巡游至姐姐平阳公主府邸，看中了平阳公主府上的歌女卫子夫(其弟就是大将军卫青)，遂将其纳入宫中，因为怀孕生下皇子而三千宠爱集一身。陈皇后不甘心失宠，召女巫楚服为其祈祷，以图汉武帝能够回心转意。时间久了，就引起汉武帝的怀疑，汉武帝就命张汤来审理这个案子。楚服仗着背后有皇后为自己撑腰，并不买账，从而激怒了张汤。张汤一怒之下将楚服以“巫蛊”定罪，牵连到宫中三百余人，均被处以死刑。此案办得快速利落，皇帝一高兴，张汤官也就做大了，不久擢为廷尉，成为最高司法长官。张汤办的这个案子纯粹是为了迎合汉武帝不满皇后妒忌的需要，基本上是一桩冤案。但对仗势蛊惑人心者是一个沉重的打击，对皇帝后宫的安全来说却是绝对有利。但也由此得罪了宫中一部分人。

第二个案子是淮南王刘安谋反案，这个案子倒是证据确凿，张汤明白谋反大案都是皇帝最为忌恨的案子，从律令来说又是十恶不赦。谋反案有一个特点，那就是牵涉面广，人数多。人少是反不起来的，所以张汤在办这个案子时手段异常酷烈。审讯的时候，他将所有能让人魂飞魄散的刑具全部搬上大堂。数百案犯，或鞭笞，或刀割，或签扎，或火烙，或烟熏，无所不用其极，每到审讯之时，全堂上下鬼哭狼嚎，血流满地，惨不忍睹。仅此一案，就有二万多人受到牵连而被诛杀。

张汤办的第三个大案仍旧是谋反案。在审理淮南王谋反案时，张汤已经侦得衡山王刘赐也参与同谋，但武帝不想牵连过多，就将此事压了下来。孰料三个月后，刘赐的太子刘爽上了一个奏折，告他的弟弟刘孝与父妾通奸，并与父亲串通谋反。武帝下令张汤立即查办。刘赐自杀。此案也造成二万多人被杀。

第二和第三个案子共诛戮四万多人，可谓杀人如麻。在张汤这样的酷吏眼中法律是极不稳定的，可以根据需要对法律加以解释和利用，可以随意放大法律的伤害权。特别是在迎合官家集团需要时更是随意地曲解法律。

张汤“眼中的世界”无所谓法律不法律的，只要皇帝需要的就是法律，反之不需要的就可以置法律于不顾。这样做的好处是可以得到皇帝的欢心，受到器重，最终可以达到一种挟天子以压百官，挟刑威以虐万民的目的。

张汤迎合主上的目的是为自己手中的权力寻租，借此为放大自己的“合法伤害权”寻找政治上的靠山。换句话说，也是为日后曲解法律寻找正当性的根据，最终达到一种自己能随意地出入人罪，曲解法律的状态。由于法律规定的刚性和具体案件的个性，也需要法官根据具体案件进行平衡，这为酷吏们曲解法律提供了正当性的借口。欲其生则附生义，欲其死则附死比。欲生欲死全在其自由裁量之下，曲解法律为个人服务，使得官家权力再进行一次寻租。而公权力在任何朝代都是禁止寻租的，迎合人主的需要就等于是为权力寻租上了保险。

这三件案子张汤办得相当漂亮，也由此得到了汉武帝更多的宠信，就在衡山王谋反案办完的次年张汤就升迁为御史大夫，地位仅次于丞相。

像张汤这样的酷吏阶层是附属于政治统治者的次统治阶层，是统治阶层在政治上的私人打手，具有特殊的政治合法性，因此，历来都受统治者的欢迎，也可以说他们是统治集团直接放在民间和大臣们中间的“一双眼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