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酷吏的伤害边界（第3/6页）

张汤作为皇帝一手提拔起来的酷吏，在汉武帝的授意之下疯狂地打击那些豪强权贵。

汉武帝时期之所以屡出重拳依靠酷吏来打压豪强，有他的政治目的，主要是中央政权与地方豪强在经济领域的二元对立，打压豪强的目的是为了“国进民退”。

张汤作为一柄利器，被汉武帝深深地扎进豪强们的心脏地带。

汉武帝利用张汤这样的酷吏诛灭豪强，并借助张汤们之手，推行严酷路线。

在严打豪强的过程中，由于程序正义的缺失，酷吏捞取政治资本心切，有时也将打击面扩大化，经常殃及平民。酷吏杜周为廷尉，每年要办一千多个案子，大者数百人，小者数十人；远者数千里，近者数百里。犯人如有不服，以掠笞定之。最终“诏狱逮至六七万人，吏所增加十有余万”，在这庞大的犯人队伍中，谁知又有多少冤狱，多少枉骨？

酷吏吃香，酷卒也跟着成为职场红人，黑狱风云可屡自泛黄的史册中窥见。《史记?绛侯周勃世家》记周勃感叹“吾尝将百万军，然安知狱吏之贵乎”，并记周亚夫在狱中不食五日，呕血而死。不吃饭也许可致人死，但不至于呕血死，这也许是当时黑狱的一种例行死法吧？《史记?李广传》记其不愿对刀笔吏，自刎而死；《汉书?司马迁传》记其“见狱吏则头抢地，视徒隶则心惕息”。可见西汉狱吏之尊，且大多都属于法外之刑；从酷吏到狱卒，没有几个人是按照法律程序在走。

然而酷吏的下场，往往像他们的名字一样也很残酷。因为一个非法治社会，没有规则的社会，往往是吞噬所有人的社会。非法执法者怎能保证，他自己有一天不会被另一个非法执法者给法办了呢？

张汤这种动辄就见血封喉的做法使权贵们感到威胁，为了求得自保，他们只好联合起来必欲除之而后快。犯了众怒，而又能安居高官者，大都靠的是皇帝的宠信，历朝的皇帝几乎都有这种毛病，官僚集团越反对谁，他就越要宠信，非要跟官员们较这个劲。

但是不要忘记一点，皇帝宠信大臣，就跟宠爱妃子一样，时间一久，难免会生腻。这时候，宠臣倒霉的日子就到了，张汤也是如此。这些年为皇帝鞍前马后积攒了很多怨气，朝堂上很多人瞪着血红的眼睛寻找着机会，一个置他于死地的机会。

公元前115年，汉武帝元鼎二年，由于盐铁收归中央政府独占，极大损害了同姓诸侯国的利益，再加上以前的个人恩怨，赵王刘彭祖率先指控张汤与其下属鲁谒居合谋诡计危害国家。

鲁谒居是张汤豢养的一条走狗，曾故意炮制冤案以陷害张汤的旧怨御史李文。

鲁谒居因赵王上告被关入狱中不久病死。被连累的鲁谒居的弟弟认为张汤见死不救，于是在牢里揭露了其兄与张汤违法挟私寻仇的黑幕。汉武帝特命廷尉减宣调查李文案，而同为酷吏的减宣恰正好是张汤的老对头。仇人相遇分外眼红，减宣欲借此案置张汤于死地，便私下秘密行动罗织大罪。正在危急时刻，有贼盗取了汉文帝陵园的下葬钱。依照惯例，丞相庄青翟与张汤相约一同向汉武帝谢罪。

张汤临时变卦，单方面推卸责任，准备先弹劾庄青翟，将罪名全部推到丞相的身上。而丞相府的三位长史朱买臣、王朝、边通也都与张汤结有深怨，三人得知张汤的计划后，一起联名先发制人。他们替丞相声辩无罪的同时，告发了张汤平日的种种非法行径，将前后数件事一一联系。汉武帝暴怒，认定张汤是个内心险诈，欺君罔上的小人。汉武帝根本不给张汤狡辩的机会，派使者带上罪名簿以八项大罪痛责张汤。

汉武帝派出当年与张汤情同兄弟的酷吏赵禹来质问他。张汤见了好友，自以为事情有了商量的余地，他准备了一大堆的理由为自己辩护，却被赵禹当头痛斥：“今天你觉得自己冤枉了，当年被你杀的那么多人就不冤枉吗？现在别人告你都是有真凭实据的，皇上关你到牢里，就是希望你自我了断，为什么还要争辩呢？”事已至此，张汤如梦方醒，他回想自己昔日的所作所为，再以自己对汉武帝的了解，尽管有一千个不甘心，却也扭转不了死亡的结局。

于是在诸侯、部属、酷吏、同僚上下内外四面八方的夹击下，皇帝也抛弃了这个曾经为自己摆平一切违规者的战友。

在中央政府，这些豪强权贵联手对付张汤这样的高级酷吏。与此同时，而在地方上，酷吏的日子也不好过。汉武帝派往地方州郡行政机关的酷吏，扰乱了地方权力结盟的内在平衡，中央政权却又缺乏有效的措施来加以控制，结果导致汉武帝在位后期关东诸郡始终处于动荡状态，乃至群盗纷起，叛乱时作。

令人感到吊诡的地方在于，这些叛乱分子与地方豪强、地方官员乃至中央政府的高官，都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换言之，叛乱分子并非是那些过不下去日子的下层农民，而是武装起来的地方实力派。这也可视作地方豪强对中央高压政策的一种对抗性的回应。

位居“三公”的张汤在权贵们的合力构陷下，被逼自尽，死后全部家产不过五百金。这是他为官一生的俸禄加上皇帝的赏赐。下葬时，张家仅以牛车送至地头，有棺无椁，这在当时是少见的。

张汤虽然贫穷，但好歹留下了五百金的遗产，另一个酷吏尹齐更让人同情，他的全部家产还不满五十金。

至于董宣不仅执法如山，即使是皇亲国戚也不枉法徇情，所以光武帝才称他为“强项令”；更为可贵的是他为官清廉，有一次他秉公执法处死了公主的家奴，因此得到皇帝赏赐三十万钱，悉数分给了下属，待他病故，仅落得“布被覆尸，妻、子对哭”，所遗全部财产仅有大麦数斛，敞车一乘。皇帝感慨道：“董宣廉洁，死乃知之！”

苍鹰郅都被斩，屠伯严延年弃市，乳虎宁成亡家，张汤死于三长史之手，王温舒五族俱灭。这决非世俗意义上的因果报应，但或可视作是一种恶法循环的因果报应。公元前81年，也就在汉武帝死后的第六年。新皇召集会议，“举贤良文学”，全面检讨汉武帝的政策。被举之士人，多是地方既得利益者的代言人，对包括打压豪强在内的汉武帝政策展开了激烈抨击。汉武帝任用酷吏以打压地方豪强的多年努力，也付之东流。

武则天的“酷吏铁律”

酷吏可以说是寄生在权力结构中的特殊团体，它犹如握在皇帝手中的一柄双刃剑，用好了可以为他实现个人的政治目的披荆斩棘，用不好反为其所累，在这里就涉及到一个度的把握。通常情况下，酷吏是在特殊时期当政治斗争出现“白热化”时，皇帝才会亮出的双刃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