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士大夫的理想主义情结（第2/3页）

士大夫的权色之恋

过去的官员基本上都是从士大夫堆里选拔出来的。既然是士大夫，那就要怀揣着文人的情怀，除了屈原式的家国大情怀，更多的则是来自于个人的权色小情怀。

对于传统中国士大夫们来说，“洞房花烛夜，金榜题名时”是其一生中最重要的两个时刻。或者说，人一生中最重要的两件大事就是结婚和做官，两者构成了中国古代士大夫“成家立业”的人生理想。说到做官，那我们就绕不开科举制度。经过隋唐时期的不断发展，宋朝成了封建科举制度最完善的时代。考试取士成为官家选拔官吏的主要途径，能够在这条路上笑到最后往往名利双收待遇丰厚。这样一来，人们把赶考走仕途作为个人奋斗的终极目标，“不及第不成家”便成了一些文人对着高天厚土放出的一句狠话。就连做了皇帝的赵恒（宋真宗）都在自己写的诗里表达了士大夫们这种人生理想：“富家不用卖良田，书中自有千锺粟；安房不用架高梁，书中自有黄金屋；娶妻莫恨无良媒，书中自有颜如玉；出门莫恨无随人，书中车马多如簇；男儿欲遂平生志，六经勤向窗前读。”这首诗道破了“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的文人处世哲学，告诫那些读书的青年人为了一朝登第，何必急着讨老婆呢！你难道不知道书里既有财富，还有美人。连皇帝都都这么认为的事，那些士大夫们的痴迷也就可想而知了。

“十年寒窗无人问，一日成名天下知”，当时看一个家族的兴衰表现，最重要的一条就是看在这个家族里到底有几人登科或几个女子嫁给士子。这样的话，那些金榜题名的读书人就成为豪富之家择婿的首选。但官家能够提供的岗位毕竟是有限的，经不起天下士子们这般疯抢。官家只有不断抬高门槛，不能让这些读书人蹦一蹦就摘到苹果，只有其中的佼佼者才有可能笑到最后。所以大家只有咬紧牙关，头悬梁锥刺股寒窗苦读，期望在书中找到属于自己的“颜如玉”和“黄金屋”。这种先立业后成家的观念造就了当时社会上出现了大量的剩男剩女，男的苦读功名，女的就苦等金榜题名的凤凰男，就这样等来等去等到花儿也谢了。“女怕嫁错郎”，既然做官的这么吃香，大家闺秀们便挤破头争着去当“官夫人”，在这种大背景下，就催生出了一种奇特的现象，那就是“榜下捉婿”，而且是活捉。

“榜下捉婿”，顾名思义就是在发榜的当天各地的富绅们都要上演一场全家总动员，争相挑选那些登第士子做女婿，疯狂的情景简直就是现实版的王老虎抢亲，坊间将这一幕称为“捉婿”。一些富人为了能让自己的家族攀上新科进士为婿，不惜用重金将其买断，堪称中国官场文化的一道奇观。这种类似于权钱交易的“捉婿”现象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富裕起来的平民阶层渴望跨入上流社会的强烈愿望。士子们希望通过金榜题名来实现自己封官晋爵的理想，同时还能当上富绅的乘龙快婿，岂不美哉！

在这样一种社会背景下，“颜如玉”和“黄金屋”成了激励士大夫们前进的动力，权色之恋也成为名副其实的倾城之恋。

在这些“捉婿”者中不缺乏当朝的权贵，谁不想为自己的女儿揽个潜力股在怀里抱着，等到潜力股狂飙之日，就是家族荣耀之时。宋真宗时期，河北人范令孙中了进士，宰相王旦二话不说就把他招为女婿。还有一位叫高清的新科进士，品学并不突出，宰相寇准却出面将自己的侄女嫁给他。寇准的侄女死得早，另一位宰相李沆又忙着将自己的女儿送给高清续弦，可见一个人有了官位才会有地位，才会有市场，时人称这些人是“天子门生宰相婿”。但并不是所有的士子都吃这一套，中举的士子中也有拿权势者不当盘菜的。比如，宋高宗时期的奸相蔡京就在“榜下捉婿”时吃了闭门羹：他有意把自己的女儿嫁给新科进士河南人傅察，却遭到傅察不留情面的拒绝，这让老蔡一张老脸都不知道往哪儿搁。

在年复一年的官场博弈中，有多少读书人耗掉了青春熬白了头，机关算尽。有位叫韩南的书生，多年苦读终于考中进士，便有人来跑来“捉婿”，他没有拒绝，却写了一首诗送给对方：“读尽文书一百担，老来方得一青衫。媒人却问余年纪，四十年前三十三。”也就是说这位进士已经是七十三岁的老人了，七十三岁还有买方市场，可见当时的“捉婿”市场是何等的繁荣。书真是不白读，有了颜如玉的痴情等待，黄金屋的物质诱惑，中国封建士大夫怎不个个奋勇，人人争先。

而在这两件人生大事上，司马相如都为之提供了一个神奇而浪漫的经典范例。

中国人称结婚为“完婚”，意思就是一个人只有通过婚姻才能达到人生的完美境界；儒家学者提出的“治国平天下”，也是以“修身齐家”为存在前提的。晚清大儒辜鸿铭说过，没有婚姻家庭的爱国者只能算是“强盗爱国者”。在我们的印象中，司马相如与卓文君的婚姻是反传统模式的，因为它完全抛弃了社会使命和家族责任，是情与情的交融，也就是传说中的才色之恋。

“金榜题名”是古代权力晋升的必由之路，也是打通权力通道的最佳方式。

从隋朝开创科举取士之先河后，一批又一批学子经过十年寒窗的苦心经营后，想要进入官场，实现兼济天下和光宗耀祖的宏愿，参加科举考试成了他们人生的必由之路。客观地说，科举制度在封建国家的人才选拔中的确发挥过重要作用，那些厚厚的经史子集为官场输送了多少奸佞小人，多少功臣良将。但是另一方面，它那种日趋规范化、程式化的考试模式，又反过来束缚了人的创造性，限制了人的自由发挥，桎梏了社会文化的发展。千余年来若干文人学士投身其中，头悬梁，锥刺股，备尝艰辛苦难。但是在其内心深处则有一种强烈的反感与叛逆，特别是个性精神和主体意识比较强烈的文人。要不然就像李白那样的天纵奇才，干脆拒绝去玩这种折腾读书人的高级游戏。

在抗拒官家程式化的科举考试的进程中，另一条权力通道也被开辟出来，这就是所谓的“终南捷径”。如果说科举考试是文人入仕的主渠道，那么“终南捷径”只能算是一个可遇而不可求的入仕通道上的小小补充。千万人挤独木桥的科举考试成功率太低，这时候“终南捷径”就对文人学士产生了强大的吸引力。司马相如的成功除去个人的才华，还有一点被人忽视，那就是他的家族具有一定的经济实力。但这个实力只是相对来说，并不是说他的家族属于当地的巨富，他也算不上富二代。他和卓文君婚恋之后，过着穷困潦倒的生活，已经充分证明了他家的余粮也不是很多的。也就是说司马家族以自己家族的资财帮助司马相如进入官场，已经算是尽了最大的努力。他们只希望有朝一日司马相如能够出人头地，为整个家族带来荣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