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真正的人文主义音乐”：流亡作家谈莫扎特

莫扎特当然被万众景仰，但对犹太音乐家来说，这个伟大的人具有特殊的重要性，因为他体现着一种普世的音乐传统，是重要的道德典范，超越了人和人之间微不足道的民族和宗教区别。

——艾丝拉·门德尔松（Ezra Mendelssohn）[311]

犹太音乐家对莫扎特的敬仰没有比在第三帝国时期更为强烈的了。在这个时期，人的开放思想和同情心被纳粹系统性地破坏，就更有必要把莫扎特看作人道主义者，看作超越了民族和宗教界线的道德力量和文化偶像。因此，这位作曲家成为流亡音乐作家心目中的一个特别有力的象征就不奇怪了。这些作家致力于驳斥纳粹的宣传，而纳粹正通过肆意操弄和曲解来歪曲莫扎特的遗产。

1941年是莫扎特逝世150周年。流亡音乐学家保罗·奈特尔在《纽约时报》发表文章，颇有说服力地申明了这一人文主义立场。在通栏标题“莫扎特的音乐和精神不应和纳粹有亲缘关联”下，奈特尔的文章让莫扎特远离和纳粹世界观可能有任何瓜葛的立场：

莫扎特的音乐是真正人文主义的音乐，充满慈悲和真爱，而这是纳粹的信条中所没有的原则。因此，这种音乐显而易见是民主的，是不属于那个对文化假意弘扬、实为破坏的世界的。[312]

在许多方面，奈特尔的论点——莫扎特既是“人文主义”的，又“显而易见是民主的”——在这一时期专注于莫扎特的其他流亡作家的情感中有着回响。这些作家虽然兴趣和专业各不相同，但大多持有共同的立场，他们对莫扎特做出的诠释，和纳粹那刺耳的国家主义立场针锋相对。而这些人中，堪称莫扎特最雄辩、涉猎最广的代言人的，莫过于音乐学家、批评家阿尔弗雷德·爱因斯坦。

阿尔弗雷德·爱因斯坦和第三版克歇尔目录

阿尔弗雷德·爱因斯坦作为莫扎特专家在1933年之前的成就——特别是他1931年编订出版的《唐·乔万尼》——已在第一章有所讨论。虽然他作为杰出的音乐学家被广泛认可，但因为是犹太人，他无法获得德国大学的学术职位。他被迫主要以在《柏林日报》（Berliner Tageblatt）写乐评为生，但在魏玛共和国的最后几年，还是对音乐学界产生了很大的影响，特别是通过期刊《音乐学时报》（Zeitschrift für Musikwissenschaft）编辑一职。

纳粹上台后，爱因斯坦失去了报纸和期刊两个职位，在1933年7月离开德国。在接下去的六年里，他在英国和意大利生活，专注于几个研究项目，完成了一部关于格鲁克的著作，1936年由艾瑞克·布洛姆（Eric Blom）译成英语。1939年，爱因斯坦永久移民美国，在史密斯学院（Smith College）任教，这是他第一次作为学者，在大学获得应有的认可。[313]

13.阿尔弗雷德·爱因斯坦，无疑是20世纪30至40年代莫扎特学者中的领导 者。

赴美前，爱因斯坦作为学者受雇的机会极为有限，只能勉强养家糊口。尽管如此，在1933年到1939年，他的研究成果堪称丰硕，特别是在莫扎特方面。作为书目编制者、作家和编辑，他以难以满足的巨大能量投入莫扎特的音乐。在他的诸多莫扎特项目中，最上心的是莫扎特作品克歇尔目录。他对它进行了大幅扩充，完成了第三版，最终于1937年出版。

爱因斯坦在1929年接到莱比锡的布莱特科普夫与黑特尔出版社这个项目的委约。之前是萨尔茨堡莫扎特大学的校长伯恩哈德·鲍姆加特纳在做，但他觉得无法拨出足够的时间。幸运的是，爱因斯坦当时住在柏林，能直接接触到国家图书馆里的莫扎特珍贵手稿和柏林古董商列奥·利普曼松（Leo Liepmannssohn）的收藏。此外，作为评论家，爱因斯坦要赶赴德国和奥地利的几大城市为音乐会写乐评，这就让他有机会咨询其他有重要莫扎特手稿和首版乐谱收藏的图书馆。1932年，他赴法兰克福访问了工业家保罗·希尔施（Paul Hirsch）的私人图书馆。希尔施的《一间莫扎特图书馆的藏书目录》（Katalog einer Mozart-Bibliothek）——一份在1906年、莫扎特诞辰150周年时首版的目录，对追溯莫扎特作品的出版史有着极大的帮助。这次访问也催生了两人在离开德国之后开始的重要合作。

最终，爱因斯坦离开德国，但没有中断研究，还是尽可能快速而高效地修订了克歇尔目录，完成了任务。其他国家的音乐学同行热情相助，表现出很大的善意。不仅如此，美国、瑞典、俄罗斯的图书馆也为他提供了他无法看到的莫扎特手稿和乐谱的复印件。他在英国十分高效地细审了大英图书馆和剑桥这两个地方的材料。此外，他在意大利时，获准查看佛罗伦萨和博洛尼亚的重要一手资料。1935年至1936年冬，他在维也纳长驻，在国家图书馆详细查看档案资料，完成了工作。[314]

爱因斯坦的努力造就了莫扎特研究中的一项重要成果。他把克歇尔1862年的原版目录从551页扩充到984页，另写了长达49页的引言。然而，布莱特科普夫和黑特尔究竟能否履行合同，出版这份大作，则未有定数。毕竟，自1933年起，所有出版商都必须遵守纳粹对犹太作家作品的出版禁令。除了纳粹的种族政策之外，爱因斯坦在1933年离开德国之后对德国持明确的敌对立场，这对出版他的成果而言也是一块绊脚石。这位流亡作家始终观点鲜明，在表达反对纳粹文化观方面不留余地。1933年10月，刚暂居伦敦，他就在《每日电讯》（Daily Telegraph）发表了题为《政治与艺术：音乐在新德国的情况》的文章，开宗明义地说“独立于政治，才是正确的艺术之道，音乐尤其如此”。爱因斯坦认为，国家社会主义者虽然大张旗鼓，但没有能够改变音乐界一丝一毫，因为希特勒和戈培尔一直“对德国的任何伟大的音乐创作者都无动于衷”[315]。1933年11月号的《音乐时报》中，他又表达了相似的观点，如此描述纳粹运动对音乐的滥用：“平庸降临了，它认为时机已到，而更开明的灵魂必须臣服于它。”他谴责了纳粹理论中“对纯粹物质的民族主义和这个词真正意义的天真混淆”。虽然莫扎特是“人性的一个伟大使者”（他在四年后将重提这个说法），但“今天的德国已经失去了家园，甚至在音乐方面”[316]。

可想而知，纳粹媒体在回应爱因斯坦时充满恶意。阿尔弗雷德·罗森堡的刊物《音乐》在1934年5月号发表社论，文中既谴责爱因斯坦，也谴责《音乐时报》发表这样的文章：

伦敦得到了莫斯出版社（Mosse Publishing House）的前乐评人阿尔弗雷德·爱因斯坦，也就得到了“最伟大的欧洲乐评人”。每一个在柏林和慕尼黑亲自见过爱因斯坦的人……都知道他公然与一切雅利安艺术为敌。他从一开始就强烈地排斥每一个基督徒，表扬每一个犹太人，无论他们成就几何。伦敦的音乐杂志《音乐时报》没有表现出更高的思想，他们热情拥护这位犹太音乐人，让他在专论当代德国音乐生活的一期刊物的头版发表专文。我们不必专门引用这篇檄文里的话，因为显然每一行里都充斥着这位作者的肮脏言论。[3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