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 第五次“围剿”与反“围剿”的战争（第6/6页）

这一时期，值得强调的是李德在中共中央军事指挥系统中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李德1932年底来华，埃韦特向国际报告他的到来并称“可能稍后我们要把他派到苏区去”。[101]1933年9月26日，作为共产国际驻华军事顾问弗雷德的代表，李德到达瑞金。应该说，共产国际对红军作战指导的态度是谨慎的，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只在原则上提供指导，基本不会干预具体的作战方针，强调：“我们关于军事问题的建议不是具有约束力的指示，如何决定由中央和革命军事委员会负责，我们只是提出我们的想法供你们决定。”[102]远东局也表示：“你们在当地，应该根据你们的判断行事，并要考虑我们的建议。”[103]对中共内部关于军事问题的争执及中共和共产国际顾问之间的争执，埃韦特曾经作出报告：“中共中央和中央军事小组政治领导之间的分歧，以及就我们所建议的每一项重大措施同中央军事小组政治领导发生的持续不断的争论……所有这一切，都妨碍作出一些必要的和迅速的决定。”[104]

当然，共产国际及其顾问的影响仍然非同一般，尤其是李德到达苏区直接参与指挥，在博古配合下，把共产国际的影响发挥到极限。李德在瑞金初期，共产国际军事顾问弗雷德经常会来电进行战争指导，在李德主导下，中共中央数次以现地为由否决了弗雷德的建议，由此导致1933年底至1934年初李德与弗雷德的冲突。而此时远东局书记埃韦特和弗雷德也在福建事变等问题上激烈争执，以致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国际联络部驻上海代表格伯特报告：“因为我很了解弗雷德、瓦格纳（指李德——引注）和代表的性格，所以我觉得，和解是不可能的。”[105]弗雷德和李德之间矛盾激化，甚至到了“越来越主张批评瓦格纳，进而取消他的代表资格”[106]的地步，但是结果恰恰相反，1934年3～4月间，和李德及埃韦特两面作战的弗雷德离华，李德遂成为共产国际在华的唯一军事顾问。李德和弗雷德的争执可以看到的结果是以李德的胜利而结束，这大大提高了其发言权，加上不懂军事的中共中央领导人博古对他的依赖，使李德逐渐成为中共军事政策的决策者，根据李德本人后来的检讨：

实际上我掌握了红军行动的决定权……我对每个涉及红军的问题都提出了建议，并且直到红军进入贵州省之前我的所有建议均被采纳。除此之外，一些建议只由几个同志进行了讨论，主要是博古同志和周恩来同志，因此造成了对集体领导原则的部分违反。最终我直接干预了指挥部和司令部的工作，我自己起草了作战文件。[107]

毛泽民在共产国际的报告中直率地指责李德：“党和红军的所有重大事项，只有在取得他的同意之后才能贯彻执行。如果有什么事情没有取得他的同意或者没有按照他的愿望做了，那么他就会开始训人，不管谁都训。”[1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