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红军实施转移

（1）红军长征前的准备

国民党军8月底攻占驿前后，照例修建碉堡、构筑公路，并将碉堡线逐渐向小松市红军阵地伸展，其前锋部队则试探性地对红军阵地展开攻击，蚕食红军防线。在屡遭失败，国民党军前锋步步向红军中心区进逼时，红军实施战略转移已势在必行。

为集中策划、调度即将到来的战略大转移，1934年夏，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决定由博古、李德、周恩来组成“三人团”，负责筹划红军战略转移的有关事宜，一系列有关战略转移的计划、行动陆续展开。遵义会议决议提到，中革军委在“八九十三个月战略计划”中，已经“提出了这一问题，而且开始了退出苏区的直接准备”。[423]最初预定的突围时间是10月底11月初，因为“根据我们获得的情报，蒋介石企图在这期间集中力量发动新的进攻，突围的日期选择在这时，必然会使敌人扑个空”；“从华南地区的地理气候上来考虑，这也是行军和作战的最有利的时间”。[424]中共叛将杨岳彬在给国民党方面的呈文中透露了中共的这一意图：“今年四五月，赤党伪中央，已从匪军中，调出湘南籍之干部多名，潜回湘南各县，布置交通路线，并闻有从湘赣边匪区，抽调一部匪军，编为湘南游击队，窜扰湘南之说。”[425]

根据向西转移的方针，从1934年7、8月份开始，红军已开始部署重要物资、资材的西运事宜。7月下旬，红十五师奉命开往福建方面，“到福建搬运胜利品”，[426]所谓胜利品，实际就是准备搬运的重要资材。7、8月份，红一军团主力开赴闽西掩护红九军团安全转运资材到赣南。8月中旬，朱德电令一、九军团，要求其在闽西苏区“确实掩护资材”[427]西运。同时，中共中央还秘密派出国家政治保卫局保卫大队到于都、登贤等红军预定集结地域，侦察路线。中革军委则由副总参谋长张云逸率领一个分队，潜往赣粤湘边界，侦察敌情和道路交通。

9月8日，中革军委电示第三军团指挥员彭德怀、杨尚昆，要求其在9月底前“阻止敌人于石城以北”，“在执行这一任务时应最高度的节用有生兵力及物质资材。在战斗的间隙中除三分之一的值班部队外，主力应集结补充、整理训练，并加强部队的政治团结”。同时强调在石城地区的防御战应进行“运动防御”，“不要准备石城的防御战斗，而应准备全部的撤退”。[428]14日，周恩来向林彪、聂荣臻等传达了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关于红军准备战略转移的决定。24日，中革军委再电彭、杨，重申：“为避免过多的损失及确实突击，第一地区阵地，应作为掩护地带，而第二地区阵地应作为主要抵抗地带。”[429]显然，中共中央此时已将保存有生力量随时准备撤退作为主要考虑。中革军委发出命令，要求各军团在10月1日前组织好后方机关，加强运输队的建设，把敌人占领县区的军事部立刻改为县区游击队司令部和政治部，县区军事部长为游击队司令员、队长，县区委书记兼游击队政治委员；并规定“如在边区和中心区域有被敌人侵犯之可能时，则将军事部作上述改组”，为红军主力突围后苏区继续坚持作出组织上的初步安排。

与此同时，为减轻红军突围西进的阻力，中共中央决定与“围剿”中央苏区的国民党南路军总司令、广东地方实力派陈济棠接触，展开停火谈判。陈济棠出于自身生存需要的考虑，把红军在江西的存在作为其与南京中央间的一道屏障，因此，对“剿共”军事阳奉阴违，和中共间一直有信使往还。早在1933年11月，共产国际代表就报告：“在中央苏区，广州政府代表已开始进行停战谈判。”[430]此后，谈判断续进行。当红军开始准备撤离时，谈判进一步加紧。潘汉年回忆：“当我们的红军向中国西部推进时，广州的军阀们认为，如果蒋介石能消灭红军，那就会给他们造成很大的威胁。在他们看来，红军至今是南京军队和广州军队之间的屏障。我们曾派代表去进行谈判。第一次我们未能达成什么协议。第二次我们终究争取到广州同意进行谈判。”[431]1934年“八一”节前，双方通过谈判达成停战协议，并设立联络电台。9月，朱德致信陈济棠，声明“红军粉碎五期进攻之决战，已决于10月间行之”，表示愿就停止双方作战、恢复贸易、政治开放、军事反蒋、代购军火等问题与粤军举行秘密谈判。[432]14日，博古向共产国际报告了双方的接触。共产国际对与粤方接触高度重视，指示中共在谈判中主要应提出代购军火和取消封锁、恢复贸易，不应附加其他过高条件，以免“丧失利用广州人和南京人之间矛盾的机会”。[433]

中共中央的这一表态迅速得到粤方回应，10月6日，中共中央、中革军委派潘健行（潘汉年）、何长工为代表，同陈济棠的代表杨幼敏、黄质文等在寻乌进行会谈。双方经过数日反复协商，达成了就地停战、互通情报、解除封锁、互相通商和必要时可互相借道等5项协议。其中借道一条，言明红军有行动时事先将经过要点告诉陈济棠，陈部即后撤20公里让红军通过，红军保证不进入广东腹地。中共和粤方成立的这一协议，为红军的顺利突围转移准备了极为有利的条件。张闻天在《红色中华》发表的文章明确指出：“近来国民党内部的某些军阀，愿意同我们在反蒋方面进行某些条件的妥协，我们显然是不会拒绝利用这种机会的。”[434]长征开始后，中革军委给红军各军团指挥官发出指示，告之：“现我方正与广东谈判，让出我军西进道路，敌方已有某种允诺。故当粤军自愿的撤退时，我军应勿追击及俘其官兵；但这仅限于当其自愿撤退时，并绝不能因此而消弱警觉性及经常的战斗准备。”[435]事实上，长征初期，红军之所以能顺利实现转移，和粤方放开道路直接相关，蒋介石曾在日记中指称“粤陈纵匪祸国，何以见后世与天下”。[436]

突围方针确定后，8、9月间，中共中央在宣传、组织上做了一系列的准备工作。8月18日，中央红军机关刊物《红星》发表周恩来撰写的社论，提出：“我们更要在远殖的行动中增加我们的兵力，采取更积极的行动，求得在运动战中消灭更多的白军，我们要坚决挺进到敌人的后方去，利用敌人的空虚，大大的开展游击运动……创造新的苏区，创造新的红军，更多的吸引敌人的部队调回后方，求得整个的战略部署的变动。我们要反对对敌人后方的恐慌观念……要在抗日先遣队胜利的开展之形势下，时刻准备着全部出动去与日本帝国主义作战！”[437]这隐约透露出红军战略转移的信息。负责组织工作的李维汉回忆：“1934年7、8月间，博古把我找去，指着地图对我说：现在中央红军要转移了，到湘西洪江建立新的根据地。你到江西省委、粤赣省委去传达这个精神，让省委作好转移的准备，提出带走和留下的干部名单，报中央组织局……根据博古的嘱咐，我分别到江西省委、粤赣省委去传达。”[438]刘建华回忆，1934年8月底9月初，“按照中央局的部署，党省委和团省委派我带了两个人，到茶梓和乱石做党、团二线工作。所谓二线工作，即一线是公开的，随时准备跟随部队行动；二线是秘密的，准备在中央红军转移后，留在当地坚持斗争”。[439]9月4日，中革军委发出号令，要求：“发展更多的苏区于敌人背后，瓦解敌军，改变敌人的战略部署，把中央苏区革命先进的光荣事业扩大到全中国去，发展民族革命战争，开始与帝国主义直接作战，这是我们彻底粉碎敌人五次‘围剿’的基本方针。”[44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