卖淫与慈善（第2/3页）

忏悔院的观念也变得越来越具有可行性。在18世纪初，布雷与纳尔逊提出的全新建议，只不过是少数虔诚者的追求而已，他们倡导的做法面临着广泛的敌意。正如光荣革命后任何一个公共生活领域，新的慈善事业都逐渐变成了一个战场，不同的利益在此角逐，辉格党与托利党、高教会人士、持异议者。此时期任何一种重要的慈善创举——穷人社团、济贫院及慈善学校——都遭受着政治与教派斗争的内耗。

相比之下，从18世纪30年代开始，出现了一种新的不那么有政治性的公共慈善组织方式，其来自商业投机的世界：一种私人合资公司，经费则来自募捐，旨在处理一个特定的问题，而非整体性地济贫。此种组织方式的代表伦敦育婴堂（1739年得到特许，1741年开始运行）获得了巨大成功，立刻使得社会问题的实践干预之道变得比本世纪早期容易得多。随着18世纪30年代末（18世纪50年代中期复燃）战火的爆发，合资慈善事业也益加风行，特别是在首都不断成长的工商业界之中。因为政治算术被建构为公共政策的核心基础，所以拯救生命成为了一项长期紧迫的国家要务。

育婴堂之后紧接着建立的，是伦敦（1740）与米德尔塞克斯（1745）的医院，它们致力于处理疾病与伤害，此后各种专门机构纷纷建立：其中包括所谓的洛克医院（1747），专门治疗性病；两家专门治疗天花的医院；至少五家致力于“分娩”的慈善机构，以减轻贫困产妇的痛苦。“抹大拉之家”收容忏悔的妓女，兰贝斯收容所则旨在保护贫穷的女孩免受诱奸的伤害，它们都在1758年创设于伦敦，同样遵循上述宗旨。建于1767年的都柏林妓女收容所亦如此，其后此类机构都概莫能外。

在18世纪中期，人们对于这些创新的社会计划之态度已极大改观。公共慈善从最初的少数人之主张与特殊宗教热情之产物，已变成了社会及商业地位的一种重要表征。在抹大拉之家与兰贝斯收容所的创立者中没有一个教会人士。相反，慈善如今是一项由大量形形色色的有产男女所投身其中的事业，并且还被广泛视为英国之文教开明的一个标志。“对于几乎每一种顽疾或病痛，”一位城市牧师在1762年感叹道，“都迅速建立了收容所，以帮助那些不幸……贫困的患者。”“慈善事业幸福地遍布于这片国土之上”，人们对此欢欣鼓舞，伦敦作为一个整体，“尤其因其慈善事业，堪称人性之光，基督教之光”。

13.伦敦抹大拉之家，英语世界中最早建立的忏悔妓女收容所。

因此，拯救贫困女子于性苦难的慈善之举只是作为一个部分，从属于提升劳动阶级的健康与人口之更为广泛的运动，由此也增进了国家的实力与繁荣。尽管如此，极具针对性的慈善事业的日益突显，同样展现出人们对于女性之纯洁与罪过的全新感情。过去的观点认为，给养私生子与性罪犯会鼓励偷情。笛福在1728年对于育婴堂大唱反调，这会“为淫荡提供温床，还会鼓励偷情……如果人们可以如此轻松地摆脱其私生子，他们犯罪时又有什么好担心的？我们很快就会因为弃婴而不堪重负，如果为卖淫提供这样的方便之门”。然而到了18世纪中期，相反的观念第一次居于主流。的确，有一些情况比别的更容易诉诸人的同情心。例如，论证性病患者是应受到关怀的受害者而非恶人与罪犯的言论，就见于性病医院早期宣传者的一些富有启发性的辩护话语中。不，她们身不由己，染病的妓女（而其他人“心甘情愿染上此疾”）不是“下流的玩意”；不，她们不应“自生自灭”；不，她们继续交易，传播疾病，并非出自意愿，仅仅是“迫不得已”。性病医院在争取舆论支持方面遇到的主要问题是，其实际的益处似乎相当有限。对纯粹厌恶的问题亦没有帮助。牧师在任何慈善机构都不会像在这儿一样，毫不急于拯救灵魂，而是跟他的病人坦承，他没办法在病房里待太久，或“私下进行交谈”，因为她们的病状实在令人反感。

14.兰贝斯收容所，人们把可能面临诱奸风险的贫穷女孩送至此处，培养为用人与学徒。

更具吸引力的是这一前景，即通过救助悔过的妓女“让坏女人变成好女人”。在18世纪50年代，倡导这一观念乃成为了上流社会的风习。报纸与小册子竞相讨论着它的原则与实践。国会议员们对其赞不绝口，坎特伯雷大主教对其饶有兴趣。霍勒斯·沃波尔打趣说，把草莓山改造成“一所收容悔过女孩的医院”。时事诗人约翰·洛克曼“在读到了拯救被抛弃与卖淫的女孩之提议后”，草就了《堕落女子玛格丽塔在德鲁里巷阁楼的独白》，后来在沃克斯霍尔配乐演出。不那么时髦的公众则可以购买一便士的小册子，里面阐述了忏悔院之功用。萨默塞特公爵遗孀在1729年就是一所育婴堂最早的“请愿女士”，她同时也是发动募捐的先行者。许多彼此竞争的计划被设计出炉。《伦敦纪事报》将支付任何一种提议的出版费用，为了帮助寻找最具可行性的计划。一个由杰出人士组成的大型委员会也着意于此，其成员包括了怕老婆的演员大卫·加里克，他的婚姻幸福得很，以至于他从来不曾离开他老婆一天，还包括声名狼藉的浪荡子约翰·威尔克斯，此人乃纵情声色之辈。这一时期没有其他的实践方案，可以如此成功地吸引大量情怀各异的男人与女人。

其普遍的吸引力也显著体现在当时重要作家的看法之中。在18世纪50年代塞缪尔·约翰逊结识了大量妓女，尽管他强调，主要是“为了聆听她们的故事”。“他的年轻朋友们有时假装指责他不太正经”，一位早期传记作者记录道，“但他回答道，‘不，先生，我们从未有鱼水之欢’。”约翰逊博士自己一度解救了“一位堕落的女子”。他把她背回家，照顾她治好性病，并给她找了个体面工作：正好在慈善机构，是一所公立医院，这自不在话下。

塞缪尔·理查森则相反，他吹嘘自己这辈子从没逛过妓院，甚至从未“与一个淫妇相处”，但他同样持有上述那种慈善观。早在18世纪40年代，他就倡导建立“从良妓女的学校”，并与其红颜知己布拉德肖女士讨论如何最好地帮助那些堕落的女人。1751年当他修订《克拉丽莎》之时，特意强调了女主角对自己被迫失贞的忏悔。书中一个人物哈洛小姐说道：“既然她能最终忏悔，那么她最初失足也不算什么大事。”三年之后，其笔下的查尔斯·格兰迪森爵士的敏感心灵之体现，正在于他听闻其父亲的旧情人——“可怜的从良妓女”奥尔德姆夫人——之“忧郁故事”后，投之以怜悯的态度，那个妇人“像个忏悔者那样……流涕”，感激着他的善良。在小说后面，理查森让查尔斯爵士发表了一场动人讲演，以支持“一座收容女性忏悔者的院所”，在其中，误入歧途的女性可以“重拾道德”。而在抹大拉之家建立之初，理查森就成为了一位慷慨的捐助者，并为其积极奔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