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部分 前奏（第3/7页）

在1848年的所有革命当中，都存在一些导致它们失败的相同原因。它们是——在事实上或当时的预期中——穷苦劳动者的社会革命。所以，它们吓跑了被它们推举到权力显贵地位上的温和自由主义者——甚至一些更激进的政治人士——就像吓跑了旧制度的支持者一样。皮埃蒙特地区（Piedmont）的加富尔伯爵，这位日后统一的意大利王国的著名缔造者，在几年之前（1846年）便对这种运动的弱点有过批评：

倘若社会秩序真的面临被破坏的威胁，倘若社会秩序所依赖的伟大原则遇到严重的危险，那么，我们可以肯定地说，那些最激烈的社会反对派人士，以及最热情的共和主义者，就会率先转投保守党阵营。[4]

因此，真正进行革命的人，无疑是那些穷苦的劳动者，是他们战死在市区的街垒中。在柏林3月战斗的300名牺牲者中，只有15人来自受过教育的阶层，约30人是工匠师傅；在米兰起义的350名死亡者中，只有12名学生、白领工人和地主。[5] 是他们的饥饿促使他们走上街头示威游行，并使之转变成革命运动。在革命地区的西半边，乡村相对而言较为安静，只有德意志西南部出现了比以往更多的农民起义，而其他地区对农民起义的异常恐惧足以使人忍受现实，尽管在像意大利南部这样的地方，没有人需要运用这么多的想象力。这些地方的群众纷纷自发地摇旗打鼓，走出家门，瓜分大地主的土地。但恐惧足以使这些地主三思而行。匈牙利议会（Hungarian Diet）在听到诗人裴多菲（S.Petöfi，1823—1849）领导了一支农奴起义军这一讹传之后，便做出尽早在3月15日立即废除农奴制度的表决，不过几天之后，帝国政府为了削弱革命的农民基础，立即颁布了在加利西亚（Galicia）废除农奴制度、在捷克废除强制劳动和其他封建义务的法令。无疑，这是因为“社会秩序”陷入险境的缘故。

农民起义的危险性在不同的地区情况不一。农民能够而且确实会被保守的政府收买，尤其是在那些他们的领主或剥削他们的商人和高利贷者恰巧是另一个“革命的”民族的地方，例如波兰人、匈牙利人或日耳曼人。德意志的中产阶级，包括莱茵地区自信正在蓬勃成长中的企业者们，不可能强烈担忧任何立即可能会出现的无产阶级或无产阶级政权，因为除了科隆（Cologne）和柏林之外，无产阶级共产主义运动几乎不存在。在科隆，马克思设立了他的总部；在柏林，共产主义者斯特凡·博恩（Stefan Born）组织了一次相当重要的工人阶级运动。然而，正像19世纪40年代以后的欧洲中产阶级认为他们在兰开夏事件的硝烟中看到了他们将来的社会问题那样，他们也认为他们在巴黎的街垒后面看到了另一种未来的社会问题。巴黎是革命的先驱地和输出地。二月革命不但是“无产者”促成的，而且是具有自觉性的社会革命。其目的不仅是建立共和国，而且是要建立民主社会主义的共和国。其领导人是社会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者。在其临时建立的政府中，事实上就包括一名名副其实的工人——机械工艾伯特（Albert）。在革命的最初几天，起事者还不确定是应该用三色旗好，还是该用社会主义革命的红旗。

除了民族自治或独立成为问题的地方外，19世纪40年代以后的温和反对派既不要求革命，也不真正参加革命；而且就算是有关民族问题，温和主义者也宁愿采取谈判和外交的办法，而不用对立的方式。无疑他们需要得到更多满足，但他们更乐意寻求让步。那些如沙皇般愚蠢无知而且傲慢自大的专制主义者，迟早都得被迫让步，这是显而易见的；而通过国际造成的变化，迟早会被决定这类事务的“强权”寡头们所接受。现在他们既然被穷人的力量或巴黎的模式推到革命之中，自然想尽可能地利用这一千载难逢的有利局势。然而，实际上经常是在一开始他们对左翼的恐惧都会超过旧制度。从巴黎街上的寨垒建起伊始，所有的温和主义者（像加富尔认为的那样，也有很多激进主义者）就存在着转变成保守主义者的可能。当温和主义者的观点快速地转换和弃守的时候，民主激进派中的不妥协者——工人——遂受到了孤立，或处于更不利的地位，因为他们面对的是保守主义、先前的温和主义以及旧制度，即法国人所称的“秩序党”（party of order）的联合。1848年革命终归失败，其原因在于革命中的决定性对立双方不是旧制度和联合一致的“进步力量”，而是“秩序党人”和“社会主义革命者”。发生关键性敌对冲突的场合不是2月的巴黎，而是6月的巴黎。在巴黎的6月起义中，工人们因处于孤立的地位而被打败并遭到屠杀。他们进行了坚决的战斗，视死如归，伤亡惨重。总计大约1500人在巷战中丧生——其中政府军大约占2/3。富人对穷人的仇恨在此表现得非常明显，正是这种仇恨使得失败后的穷人有大约3000人遭到无情的屠杀；另外还有1.2万人遭到逮捕，他们大多数被流放到阿尔及利亚的苦工营去了（巴黎二月革命约有370人死亡）[6] 。

所以，只有在激进主义者足够强大且与群众运动足够密切，能够进而拉着温和主义者前进或甩开他们自行起事的地方，革命才会蓬勃发展。这种形势最可能发生在以民族解放为关键问题的地方，因为要达到民族解放的目标，需要不断地动员广大群众参与。这就是为什么革命会在意大利，尤其是在匈牙利持续最久的缘故。（在法国，不存在民族独立和统一问题。日耳曼民族主义者正忙于统一一些分裂的邦国，但妨碍其统一的不是外国占领，而是——除了出于狭隘的地方分裂主义的既得利益之外——普鲁士和奥地利这两个强国的态度，它们均认为唯有自己才能代表德意志。斯拉夫民族主义的愿望一开始就与那些“革命的”民族相冲突，例如日耳曼人和马扎尔人，所以他们就算不实际充当反革命的支持者，也是默不作声。甚至捷克左派也认为哈布斯堡王朝可以保护他们免于被德国兼并。波兰完全没有参加革命。）

在意大利，温和主义者团结在反对奥地利的皮埃蒙特国王身后，并且在米兰起义后得到各小公国的支持，尽管这些小公国仍怀有很大戒心。于是，温和主义者带头与压迫者进行战斗，同时又时时提防着共和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者。由于意大利各邦国的军力薄弱，皮埃蒙特国王的踌躇迟疑，加上（也许是最重要的）他们又拒不请求法国协助（他们认为法国会壮大共和力量），遂在7月的库斯托扎（Custozza）一战中被重组后的奥地利军队打得一败涂地。［值得注意的是，伟大的共和主义者马志尼（G.Mazzini，1805—1872），尽管有着奋斗不息的政治抱负，百折不挠，但却反对向法国求援。］这次失败使温和主义者名誉扫地，民族解放的领导权转到了激进主义者手里。激进主义者于秋季在几个意大利城市夺得政权，1849年年初终于建立起一个罗马共和国，马志尼为此大加宣扬。［在一个叫达尼埃莱·马宁（Daniele Manin，1804—1857）的聪明律师领导下，威尼斯已经变成一个独立的共和国。这个共和国一直坚持到1849年8月末才被奥地利军队征服，其坚持的时间甚至比匈牙利人还要久。］激进主义者无法在军事上抵挡奥地利，虽然他们能促使皮埃蒙特于1849年再次宣战，但奥地利军队于3月份便在诺瓦拉（Novara）一役轻而易举地赢得胜利。更有甚者，尽管他们有决心驱逐奥地利人，统一意大利，但整体说来他们与温和主义者同样害怕社会革命。甚至连马志尼也反感社会主义，反对对私有财产进行任何干涉，他仅把自己的目标限制在精神方面，尽管他对普通百姓有着无限热情。在初遭挫败之后，意大利人的革命寿命已经来日无多，徒然苟延残喘而已。富有讽刺意味的是，在那些镇压意大利革命的人当中，有当时非革命的法国军队，这支军队在6月初征服了罗马。法国人对罗马的远征意在重振法国在半岛上的影响，以对抗奥地利人。法国此举的后果还有一个附带收获，就是赢得天主教徒的好感，后革命时期的法国政府正需要依靠天主教的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