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民主力量（第4/7页）

这个时期在“阶级”政治方面的新产物，主要是自由资产阶级开始成为立宪政治舞台上的一股力量。其原因是专制主义在德国、奥匈帝国和意大利（即在占欧洲人口1/3的地区）的明显衰落（在欧洲大陆，大约有不到1/3的人口还生活在资产阶级尚无法发挥这类作用的政府统治之下）。定期刊物的发展情况——除了英、美之外，定期刊物几乎仍全是以资产阶级为读者——生动地反映了这种变化：1862—1873年间，在奥地利（不含匈牙利），定期刊物的数目从345种增加到866种。而定期刊物的宣传内容对1848年前通过选举产生的议会来说，并没有什么不熟悉之处。

在大多数情况下，公民权仍然受到极大限制，因而不可能实行现代政治或其他任何群众政治，其实，中产阶级的生力军往往可以取代他们声称要代表的真正的“人民”。在19世纪70年代初期那不勒斯和巴勒莫的选举中，分别有37.5%和44%的选民资格是得自他们大学毕业生的身份。但这是极其个别的例子。即使在普鲁士，如果我们回顾一下1863年的选举，自由党虽然获胜，但情况并不令人难忘。在那次选举中，选民资格已受到严格限制。即使如此，只有2/3的选民才会不厌其烦地到城里去投票，结果是自由主义者获得67%的选票，实际上只代表25%的选民。[4] 19世纪60年代，自由主义者在这些选举权受到限制、选民反应冷淡的国家中取得如此辉煌的胜利，除了说明这个选举结果只能代表那些体面的自由市民的观点外，难道还能说明其他问题吗？

在普鲁士，至少俾斯麦就认为选举结果无法说明其他问题。因而他只管统治，不与议会商量，从而简单地解决了自由党议会和王室之间的本质冲突（双方曾在1862年的军队改革方案中发生冲突）。由于支持自由党的人，除资产阶级以外再无他人，而资产阶级是不可能也不愿动员任何真正的力量（无论是武装的还是政治的），因此任何有关1640年长期国会（Long Parliament）或者1789年三级会议的说法，也都只能是不切实际的幻想。（相反，在一些落后国家，自由党人虽然处于少数派地位，但仍极具实力。其原因在于这些国家存在着自由党地主，他们对所在地区的控制实际上超过了政府的影响；或者说存在着已经声明代表自由党利益的官员。这种情况只在几个自由党执政的国家出现过。）俾斯麦认识到，“资产阶级革命”完全是不可能的，因为只有资产阶级以外的阶级都动员起来，才可能爆发真正的革命；同时也因为商人和教授在任何情况下都绝不会自动去设置路障。但这并未妨碍俾斯麦实施自由资产阶级的经济、法律和意识形态纲领，只要这些纲领能与信仰新教的普鲁士君主国的政治实情相配合，即地主贵族阶级占支配地位的政治实情。他不希望迫使自由党人和广大群众结成令人失望的联盟。总之，资产阶级的纲领显然是当代欧洲国家必然要经历的发展程序，或者说，这至少似乎是不可避免的。诚如我们所知，他赢得了辉煌的胜利。大多数自由资产阶级接受了俾斯麦提出的“纲领减去政治权力”的方案——他们也没有多少选择的余地——并于1866年改称为国家自由党。该党在本书所述时期的剩余时间里，成了俾斯麦在国内玩弄政治花招的基本力量。

俾斯麦和其他保守党人都懂得，无论是什么样的群众，都不是可以和城市商人相提并论的自由党人。所以，俾斯麦和保守党人有时候认为，他们能够抑制自由党人扩大公民权的威胁。他们甚至可能像英国保守党创始人之一的迪斯累里在1867年和比利时天主教在1870年所做的那样，将这种想法付诸实现。他们的错误在于把群众想象成跟他们同样的保守主义者。毫无疑问，欧洲大部分地区的大多数农民还是传统主义者，他们向来自动支持教会、国王或者皇帝以及僧侣统治集团，反对城里人的邪恶图谋。在法国，西部和南部的广大地区甚至在第三共和国时期，还投票选举波旁王朝的支持者。还有一点也是毋庸置疑的，如同英国的民主无害理论家白哲特在1867年颁布改革法案之后指出的那样，包括工人的多数群众，他们的政治行为是受到“他们上司”控制的。但是，群众一旦登上了历史舞台，他们早晚会做一个具有自主性的正式演员，不会永远像个单纯的临时演员，在戏剧中扮演精心设计的不重要角色。此外，许多落后地区的农民可能还是保守党的依靠对象，但在工业日渐繁荣的城市地区则非如此。城市居民所希望的不是传统的自由主义，但是，传统的自由主义也不一定就受到保守主义统治者的欢迎，特别是不一定受到那些致力于真正的自由经济和社会政策者的欢迎。在1873年之后的经济萧条和不稳定年代里，这一点变得特别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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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政治领域异军突起并发挥重要作用的最危险社群，是新生无产阶级，其数量因20年的工业化而壮大。

工人运动没有因为1848年革命和此后10年经济发展的失败而遭到致命摧毁。那些研究新社会的未来，将19世纪40年代的动乱转变成“共产主义幽灵”，给无产阶级提出一个有别于保守派、自由派或激进派政治前景的各式理论家，有的被捕入狱，例如布朗基；有的被流放，例如马克思和布朗；有的被人遗忘，例如皮奎尔（Pecqueur，1801—1887）；有的三者兼而有之，例如卡贝（Cabet，1788—1857）；有些人甚至与当局言归于好，就像蒲鲁东在拿破仑三世统治下占有一席之地一样；有人相信资本主义即将灭亡，但时代显然不站在他这边。马克思和恩格斯在1849年后的一两年内曾希望再次爆发革命，后来又曾把希望寄托于下一次大规模的经济危机（即1857年那次），但自那以后，他们也顺应潮流，将革命视为一种长期的打算。如果说社会主义已经彻底消亡，或许稍嫌夸张，然而甚至在英国，那些土生土长的社会主义者，在19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也许都舒舒服服地进入略嫌窄小的官邸享福去了，也许1860年的社会主义者，没有一个不是在1848年就已经是社会主义者了。也许我们应该感谢这个间歇期强迫他们暂时脱离政治。这个隐晦时期使马克思得以将其理论锻炼成熟，并为其《资本论》打下基础，但马克思本人不知感恩。与此同时，幸存下来的工人阶级政治组织以及为工人阶级事业奋斗的政治组织都纷纷垮台了，例如共产主义者同盟垮于1852年；或者逐渐沦为默默无闻、无足轻重的组织，例如宪章运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