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一章 流动的人（第2/6页）

乡下人从地球表面的这一边跑到了另一边，如果说这种人口重新安置的现象已不容忽视，那么乡下人成群结队脱离农业的情况就更令人吃惊了。人口流动与都市化形影相随，19世纪下半叶处于都市化过程中的主要国家（美国、澳大利亚、阿根廷），其城市人口集中的速度超过了除英、德工业区以外的任何地方（1890年人口数量排名前20的西方城市中，有五个在美国，一个在澳大利亚）。男男女女不断拥进城市，虽然其中有越来越多人也许是（在英国则一定是）来自其他城市。

如果他们只是在国内移动，那么他们并不需要借助新技术和新发明。在绝大多数的情况下他们都走不远，如果要远行，那么那条连接其居住地和城市之间的小路一定早已被亲朋邻居踩平了，就像法国中部的叫卖小贩和农闲季节去巴黎充当建筑工的人们早已走惯的路一样。随着巴黎建筑业的兴盛，这类季节性雇工的人数也不断增加，直到1870年后他们才在巴黎永久定居。[8] 新的路线有时会因新技术，例如铁路的问世而开辟。铁路把布列塔尼人带到巴黎，他们在抵达巴黎蒙帕纳斯（Montparnasse）火车站出入口时便放弃了自己的信仰，便把最具姿色的女孩儿提供给巴黎妓院。布列塔尼姑娘们从此替代了洛林姑娘，成了巴黎烟花巷里人所皆知的妓女。

在国内流动的妇女绝大部分成了家庭女佣。她们的女佣生活通常要到她们与同乡结婚后，或找到其他的城市职业后方告结束。举家出走或夫妇同行的例子并不常见。男人在城里从事的职业，有的是他们家乡世代相传的传统职业——卡迪根郡（Cardiganshire）的威尔士人不管跑到哪儿都是卖牛奶、奶油、干酪；奥弗格纳特人（Auvergnats）也总是经营燃料生意，有的干自己的老本行，如果他们有一技之长的话；有的去做买卖，开个小铺子，经营食品和饮料。除此之外，其他人就在建筑和运输两大部门就业。这两种行业不需要乡下人具备他们所不熟悉的技术。以1885年的柏林为例，计有81%的食品供应人员，以及83.5%的建筑工人和85%的运输工人是外地移民。[9] 虽然他们很少有机会能从事技术性较强的体力劳动（除非他们在家乡学过某种手艺），他们的生活还是比最穷的柏林本地人略好一些。最低工资阶层和接受临时救济的贫困大军更可能是由当地人，而不是外来移民所组成。在本书所述时期，工厂生产这种方式在许多大城市里还不多见。

而此等纯属工业生产形式的工厂——主要是采矿业和几种纺织工业，大部分集中在中等规模但发展极快的城市里，甚至是在农村和小城镇里。这些工业生产不需要多少外来妹（纺织工业除外），外地男工所能从事的也只有不需要技术的粗活，工资非常微薄。

穿越国境和大洋的移民造成了一些比较复杂的问题，而且这些问题根本不是由于他们移入一个语言不通的国家所引起的。事实上，移民中最大的一部分来自英伦三岛，他们没有严重的语言障碍问题，不像某些国家（例如中欧和东欧的多民族帝国）的移民容易在新移居地遇到语言困难。不过，暂且撇开语言问题不谈，移居国外的侨民带来一个尖锐的问题：他们的国籍归属（见第五章）。侨民如留居在新国家，他们是否要割断与祖国的关系，如要割断，移民愿意吗？侨民如居住在本国的殖民地，这问题自然就不存在，例如住在新西兰的英国人或住在阿尔及利亚的法国人，他们只是把原来的国当作“家”。问题最尖锐的地方是美国。美国欢迎移民，但又对移民施加压力，要他们尽快变成使用英语的美国公民，理由是任何一个理智的公民都希望成为美国人。事实上多数移民也的确如此。

改变国籍当然并不意味着与原先国家一刀两断。恰恰相反，移民们典型的例子是，当他们到了一个新的环境后，便很自然地与命运相同的人抱成一团，原因是新环境对他们太冷淡了。19世纪50年代，美国当地人对如潮水般涌来、饥肠辘辘、“愚昧无知”的爱尔兰人的反应，就是仇视和排斥。于是，他们自然而然地退到他们的同胞当中，同胞是他们唯一熟悉的、能够给予帮助的群体。美国对移民而言不是一个社会，而是一个挣钱的地方，它教给移民的第一句正式英语是：“我听到笛声响，必须赶快进工厂”（这句顺口溜刊登在国际收割机公司为波兰劳工学习英语而印制的小册子上。这是第一课，随后的句子是：我听到五分钟的笛声／是去上工的时候了／我从大门口的墙上拿了牌子，把它挂到工作部门的墙上／换好衣服，准备工作／午饭铃响了／赶快吃饭／不打铃不准吃饭／五分钟后铃又响了／丢下饭碗准备上工／专心做工，直到铃响才下班／换上干净衣服／我必须回家）。[10] 第一代移民，不论男女，不论如何勤奋学习新生活的技巧，他们仍强迫自己聚居在一起，从古老的习惯中，从自己的同胞中，从对他们轻率抛弃的故国怀念中，获取支持和安慰。生活豪放不羁的爱尔兰江湖艺人，即将在美国大城市创立现代流行音乐这一行，他们那对天生会笑的眼睛使他们发财致富，但其成功不是无缘无故的。甚至富庶的纽约犹太金融家，例如古根海姆家族（Guggenheims）、库恩家族（Kuhns）、萨克斯家族（Sachs）、塞利格曼家族（Seligmanns）以及莱曼家族（Lehmanns）的人，他们腰缠万贯，凡能用钱买到的东西他们都有，而一切东西几乎都能用钱买到，但他们还不是美国人，不像住在维也纳的沃特海姆斯泰因家族（Wertheimsteins）自认是奥地利人，住在柏林的布莱克鲁德尔家族（Bleichroeders）自认是普鲁士人，甚至已经国际化了的罗斯柴尔德家族，住在伦敦的便自认为是英国人，住在巴黎的便自认为是法国人，而住在美国的既是美国人，又是德国人。他们说话用德语，书写和思维也用德语，参加德国的结社，倡议发起德国人的组织，他们常把孩子送回德国上学。[11]

然而移民出国需要克服数不胜数的基本物质困难。他们首先要弄清楚该去哪儿以及到了那里能做什么。他们必须从遥远的挪威石质高原前往明尼苏达，从波美拉尼亚（Pormerania）或勃兰登堡（Brandenburg）前往威斯康星州的绿湖地区，从爱尔兰凯里郡（Kerry）的某个市镇到芝加哥。要花多少钱还不是一个不可克服的难关，然而远洋邮轮统舱的条件，却是极其糟糕，就算还未置人于死地，但也恶名远扬，特别是在爱尔兰大饥荒后。1885年移民从汉堡到纽约的船票是7美元。从南安普敦到新加坡的船票价格，已从19世纪50年代的110英镑减少到19世纪80年代的68英镑，当然，这条航线的客轮是为身份较高的旅客所提供的。[12] 船票之所以便宜，不仅是因为身份低贱的船客不会要求比猪狗好多少的吃住条件，他们也不允许，也不是因为移民所占空间较少；甚至也不是因为交通量的增加而降价，而是由于经济原因：移民是非常合算的散装货。也许对大多数移民来说，到达登船口岸——勒阿弗尔、不来梅、汉堡，尤其是利物浦——的路费，要比横渡大西洋的费用贵得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