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二章 城市·工业·工人阶级（第4/9页）

我是一个兵，一个工业大军里的兵，

跟你一样，我也有战旗飞扬。

我的劳动使祖国繁荣富强，

我会让你知道，我的生命无限光荣。[22]

这是法国里尔一位蹩脚诗人唱的一首赞歌。然而仅靠爱国主义是不够的。

在资本主义时代，这个问题很难解决，资产阶级想方设法使工人埋头干活，高唱忠贞、守纪、知足的高调，但其真正用意却是另一回事。是什么呢？从理论上说，资产阶级要工人努力劳动，是为了使工人可尽早脱离工人生涯，跨入资产阶级天地，正像“E.B”在1867年《英国工人高唱的歌》中所说：

好好干，小伙子们，好好干。

只要有顿饭，吃苦也心甘。

这个你可信赖的人，

将越来越有钱，

只要他能全心把工干。[23]

对少数即将跳出工人阶级队伍的人来说，这点儿希望也许足矣；对更多只能在塞缪尔·斯迈尔斯（Samuel Smiles）《自助》（Self-Help ，1859年）或其他类似手册当中梦想成功的人来说，这点儿希望也许也够了。然而事实证明，绝大多数的工人一辈子仍是工人，现存的经济体系也要求他们一辈子当工人。“每个人的背囊里都有根元帅权杖”的诺言，从来就不是为了把每个士兵都提升为元帅。

如果升迁的刺激还不够使工人拼命干活，那么钱呢？对19世纪中期的雇主而言，“尽可能的低工资”是其坚信不疑的定理。当然有些开明的、具有国际经验的企业家，如铁路巨头布拉西已开始指出，对于英国企业家来说，雇佣高工资劳动力事实上比雇佣工资低得不可再低的苦力还要合算，因为前者的产值高得多。但这个似是而非的观点是不可能说服经营者的。深受“工资基金”（wages-fund：一定时期、一定社会的总资本中用于支付工资的部分）经济理论熏陶的经营者认为，“工资基金”已通过科学数据证明提高工资是不可能的，工会也注定要失败。然而到了1870年前后，“科学”已变得更有弹性，因为那时有组织的工人看来已成为工业舞台上的终身演员，而不是偶尔上台客串的临时角色。经济学的伟大权威穆勒（此君碰巧同情劳动大众），已在1869年就此问题修改了他的立场，自此，“工资基金”理论再也不是经济学里颠扑不破的真理。然而经营原则仍一如既往。很少有雇主愿付高于他们不得不付的工资。

暂时撇开经济不谈，旧世界国家的中产阶级认为：工人理应贫穷，这不仅是因为他们一直就穷，也因为他们的经济状况应该就是其阶级地位的指数，阶级地位越低的人，经济自然越差。如果有些工人钱挣多了——例如在1872—1873年的大繁荣时期，不过为时很短，而且这等好事发生的概率也极低——居然买起奢侈品来，雇主会打从心底感到不舒服。他们认为奢侈品只有他们才有权购买，矿工怎么能跟钢琴、香槟扯在一起呢！他们确实恼怒了。有些国家劳动力缺乏，社会阶层不很森严，加之劳工大众的战斗精神又强，民主意识较高，这些国家的情况就可能不太一样。英国、德国、法国和奥匈帝国就不同于澳大利亚和美国。英、法等国给劳动阶级定下的经济最高标准就是吃得饱，吃得稍好（最好有点儿烈性酒，但不能多）；有间不算十分拥挤的住房；衣服嘛，以不伤风化、御寒和舒服为度，但不能不恰当地效仿境遇较好者的衣着。但愿资本主义的发展最终能使劳工大众接近这最高标准，然而遗憾的是，为数如此众多的工人离这个“最高标准”仍相距甚远（压低工资是不难做到的）。无论如何，对中产阶级而言，将工资提高到超过这个最高标准是不必要、不合适，甚至危险的事。

事实上，经济理论与中产阶级自由主义的理想社会是对立的，从某种意义上说，理论胜利了。在本书所述时期，劳资关系逐渐改革，变成一种纯市场关系，一种现金交易关系。因此，我们看到英国资本主义在19世纪60年代便放弃了非经济性的强制劳动（例如《主仆法》，工人如违反该法，要判入狱），放弃了长期雇佣契约（例如北部矿主实行的“一年契约”）以及实物工资制。平均雇佣期限缩短了，工资平均发放时间渐渐缩短到一个星期，甚至一天或一小时，使市场的讨价还价变得更敏感、更灵活。另一方面，中产阶级认为自己的生活方式是理所当然、天经地义的，工人如果要求和他们过相同的生活，他们会惊得目瞪口呆；如果工人看来似乎就要享有这种生活，他们更会吓得惶惶不可终日。生活和期望的不平等，已经灌注在制度之中。

这就限制了他们准备提供的经济刺激。他们愿意采取各种计件工资制度，把工资与产量捆在一起（按件计酬似乎已在这一时期扩展开来），并指出工人最好知恩图报，应该感谢有份工作可做，因为外面有一大群劳动后备大军正等着接替他们的工作。

计件工资确有几个明显好处，马克思认为这是资本主义最合适的工资支付标准。它确能为工人带来真正的物质刺激，鼓励工人提高劳动强度，从而提高生产力。这是对付懒散的最佳良方；是萧条时期自动减少工资发放的好办法，也是减少劳务开支和防止工资报酬提到高于必要或高于合适程度的方便之举。它将工人区别开来，即使在同一个单位工作的工人，其工资也可能差别甚大；而不同工种的工资发放方法更可能完全不同。有时技术熟练工人可能就是某种承包人。他雇用非技术工人，计时付酬，监督他们保持生产速度，而他本人的工资则由产量决定。问题的麻烦在于计件工资制经常受到抵制，特别是受到技术熟练工人的抵制；麻烦也在于这种方法不仅是对工人，而且对雇主来说也过于复杂，由于雇主对标准工作量应设在哪里通常只有个最模糊的想法，因此这种给付方式也常流于含混不清。此外，按件计酬在有些工业部门也不易执行。工人试图消除按件计酬的负面影响，办法就是通过工会或非正式途径重新采用“标准速率”的基本工资法，而“标准速率”是不可压缩，也是可以预见到的。雇主也将采用美国倡导的一种管理方法来取代他们的管理，美国人称其管理方法为“科学管理”。不过在本书所述时期，雇主才刚刚开始探索这种解决办法。

也许正是如此，人们才强调应寻找其他刺激经济的办法。如果说有一种因素主宰了19世纪工人的生活，那么这种因素就是毫无保障。一星期开始之初，他们不知道周末能拿多少钱回家，他们不知道眼前这份工作能干多久，如果他们失去这份工作，他们也不知道要等多久才能找到新工作，或在怎样的条件下才能找到新工作。他们不知道何时工伤事故会降临到他们头上。他们知道的是，到了中年——非技术工人也许是40—50岁，技术工人则50—60岁——他们就无法承担壮年劳工所能负荷的工作量，但他们不知道从此时起直到生命最后一刻，将会有什么灾难降临到他们头上。他们的不安全感不同于农民的不安全感，农民是靠天吃饭，听命于不时发生的——老实说，更是杀人不见血的——天灾，诸如干旱和水灾，但他们仍能相当准确地预见到一个农人的一生是怎么度过的，从出生那天起直到进坟墓。对工人来说，生活就讳不可测了，尽管有相当比例的工人其大半生都是被同一个雇主雇用。甚至技术精湛的工人，其工作也无保障。在1857—1858年的经济衰退期间，柏林机械工程工业的工人总数几乎减少1/3。[24] 那时没有任何与现代社会保险相似的措施，只有赤贫的兄弟们给予的爱和救济，有时连这两样也少得可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