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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我们该如何概括帝国时代的世界经济呢？

第一，如前所说，它是一个在地理位置上比以前广大得多的经济。已经工业化和正在工业化的部分都有所扩展，在欧洲是因为俄国以及此前与工业革命少有接触的瑞典和荷兰的工业革命；在欧洲以外，则是由于北美和日本的发展所致。农产品的国际市场大为增长（1880—1913年间，这些货物的国际贸易几乎增加了三倍），因而其专业生产区和整合入世界市场的地区，也大为增长。加拿大在1900年后跻身世界小麦主要生产者之列，其收获量由19世纪90年代的每年平均5 200万蒲式耳（蒲式耳是一个计量单位。它与千克的转换在不同国家，以及不同农产品之间是有区别的。）上升到1910—1913年间的两亿蒲式耳。[20] 阿根廷也在同一时期成为小麦的主要出口国之一，绰号燕子的意大利劳工每年都会横渡一万英里的大西洋，去收割阿根廷的小麦。帝国时代的经济是一体的，在这个经济体中，巴库（Baku）和顿涅茨盆地（Donets Basin）都是工业地区的一部分；欧洲将货物和女孩一并出口到约翰内斯堡（Johannesburg）和布宜诺斯艾利斯这样的新城市；而在位于亚马孙河上游1 600公里的橡胶业市镇当中，歌剧院在印第安人的尸骨上盖了起来。

第二，如前所述，帝国时代的世界经济显然较以前更为多元化。英国不再是唯一的工业化国家，甚至不再是唯一的工业经济。如果我们把四个主要经济国的工业和矿业生产（包括建筑）加在一起，1913年时，美国占总数的46%，德国占23.5%，英国占19.5%，而法国占11%。[21] 如同我们在下面将看到的：帝国的年代，基本上是国与国竞争的年代。再者，“已开发”和“未开发”世界之间的关系，也比1860年更多样、更复杂。1860年时，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半数的出口货物都是运往同一个国家——英国。1900年时，英国所占的比例已降至25%，而第三世界出口到其他西欧国家的数量，已超过出口到英国的数量（31%）。[22] 帝国的年代不再是只有一个中心。

世界经济的这种日趋多元化，在某种程度上，却被它对英国金融、贸易和运输服务的依赖所掩盖，这种依赖不但继续维持，事实上还与日俱增。一方面，伦敦市仍是世界国际商业交易的控制盘，而且比以前更甚，以至单是它的商业和金融服务收益，便几乎足以弥补它在商品贸易上的庞大赤字。另一方面，英国的国外投资和巨大的商业运输势力，在一个依赖伦敦而且以英镑为基础的世界经济中，更加强了英国的中心地位。在国际金融市场上，英国也仍然具有绝对的支配力。1914年时，法国、德国、美国、比利时、荷兰、瑞士以及其他国家，共占世界海外投资总额的56%，而英国一个国家就占了44%。[23] 1914年时，单是英国的轮船船队，便比其他欧洲国家商业船队总和还多12%。

事实上，英国的中心地位此时正因世界的多元化而增强。因为，当那些刚刚进行工业化的经济体从“低开发”世界购买越来越多的原料时，在它们当中便累积了对“低开发”世界相当大的贸易赤字。英国独力重建了全球性的平衡：借着从它的竞争对手处进口更多的制造品；借着将自己的工业产品外销到依附性世界；更借着它所拥有的庞大隐性收入，这些收入是来自银行业、保险业等国际商业服务，也来自它巨额的外国投资对这个世界最大债权人的支付。英国工业相对式微，从而加强了它的金融地位和财富。截至当时在利害关系上仍能保持相当和谐的英国工业和伦敦市，自此开始爆发冲突。

第三，是乍看之下最为明显的科技革命。我们都知道，在这个时代，电话和无线电报、留声机和电影、汽车和飞机，均成为现代生活景观的一部分，同时也借着真空吸尘器（1908年）和阿司匹林（唯一普遍使用的发明药剂）这样的产物将科学和高科技带入一般家庭之中。我们也不应忘记自行车，像其他这个时期所发明的对世人有所裨益的各种机器一样，它对人类行动解放的贡献立刻得到世人的普遍认同。可是，在我们将这组了不起的新发明歌颂为“第二次工业革命”之前，别忘记这只是今日的回顾性看法。对于当时的人而言，主要的创新是在于借着对蒸汽和铁的改进——钢和涡轮——不断更新第一次工业革命。以电气、化学和内燃机为基础的革命性工业，诚然已开始发挥重大作用，尤其是在生气勃勃的新经济体当中。毕竟，福特已在1907年开始制造他的T型车（Model T）。可是，单拿欧洲来说：1880—1913年间所修筑的铁路，其全长和1850—1880年间那个最早的“铁路时代”是一样的。在这些年间，法国、德国、瑞士、瑞典和荷兰，已大致将其铁路网扩大了一倍。英国在工业上的最后胜利—1870—1913年间，英国奠定了它在造船业上几乎独霸的地位——是利用第一次工业革命的办法所取得的。新的工业革命尚在加强而非取代旧的工业革命。

第四，如前所述，是资本主义企业结构和做法上的双重转型。一方面，这个时期有许多新的发展，例如资本的集中可使人区别出“企业”和“大企业”的那种增长幅度，自由竞争市场的萎缩，以及1900年前后的各种发展，这些发展曾使观察家想为这个显然是经济发展新阶段的时代，贴上一个适当的标签（参见下一章）。另一方面，人们借着将科学方法应用到工业技术、组织和计算之上，以求有系统地实现生产和企业经营的合理化。

第五，是日用必需品市场的不寻常转型，即量与质的同时转型。随着人口、都市化和实际收入的增长，此前多少限于粮食和服装（也就是基本维持生活所需）的大众市场，现在开始主宰了生产日用必需品的工业。从长远的角度来看，这项发展比有钱有闲阶级在消费上的显著增长更为重要，因为后者的需求模式并没有显著改变。在汽车工业上，造成革命的是福特T型车而非劳斯莱斯（Rolls-Royce）汽车。与此同时，革命性的工艺技术和帝国主义又有助于为大众市场创造一系列新奇的货物和服务，其范围从这个时期大量出现在英国劳动阶级厨房中的瓦斯炉，到自行车、电影和极为普通的香蕉等。1880年前，这些物品的消费市场几乎不存在。这项转型最明确的后果之一，便是开创了大众媒体。有史以来第一次出现了名副其实的大众媒体。19世纪90年代，英国一份报纸的销售量已达到100万份，而法国的报纸也在1900年前后达到这个销售数字。[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