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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19世纪90年代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全球经济管弦乐队所演奏的是繁荣的大调，而不再是此前的不景气小调。建立在商机蓬勃基础上的富足繁荣，构成了今日欧洲大陆还称之为“美好时代”的背景。这种从愁云惨雾突然转成幸福安乐的变化，实在太过戏剧性，以致平庸的经济学家得要寻找某种特别的外在力量去解释它，比如说他们在南非克朗代克地区（Klondike，1898年，最后一处西方淘金热所在地）或其他地区所发现的大量黄金当中，找到了一个机械之神。整体说来，比起某些20世纪晚期的政府，经济史学家通常对于这种基本上属于货币理论的课题并不太感兴趣。然而，情况好转的速度实在太过惊人，以致一位慧眼独具的改革者格尔方德，以帕尔乌斯（Parvus）这个笔名写文章指出：这种好转表示一个崭新而漫长的资本主义急速进展时期即将开始。事实上，“大萧条”和随之而来的长期繁荣之间的对比，已为有关世界资本主义发展的长周期理论提供了第一个臆测根据，后人已将该理论与俄国经济学家康德拉季耶夫（Kondratieff）联系在一起。当时大家都以为：那些曾对资本主义未来，甚至对其即将崩溃做出悲观预测的人，显然是错了。马克思主义者则开始热烈地讨论这项突变对于他们的未来运动有何影响，以及马克思主义本身是否需要“修正”。

经济史学家往往将注意力集中在这个时期的两个方面：一是经济势力的重新分配，亦即英国的相对衰落和美国尤其是德国的相对，甚至绝对进展；另一个问题是长期和短期的波动，换句话说也就是康德拉季耶夫的“长周期”理论，这个波动的下跌与上扬，将本书所论时期整齐地划分为两半。

在原则上，人口由4 500万上升到6 500万的德国，以及人口由5 000万上升到9 200万的美国，理应赶上领土较小而且人口较少的英国，我们自然无须为此大惊小怪。然而，即使如此，德国工业出口的增长速度仍然十分惊人。在1913年前的30年间，它们的数量由不及英国工业出口总数的一半，增加到比英国的出口数量更大。除了在可以称为“半工业化国家”（其实也就是大英帝国真正或实质上的“自治领地”，包含其经济属地拉丁美洲）的地方以外，德国制造品的出口量都较英国多。它们在工业世界的出口量超出英国1/3，甚至在未开发世界也比英国高出10%。同样不足为奇的是，英国再也无法维持它在1860年左右的“世界工厂”地位。因为即使是20世纪50年代处于世界霸权巅峰的美国（它在世界人口中所占的比例比1860年的英国大了三倍），其钢铁生产也无法达到世界产量的53%，纺织品产量也未能企及世界产量的49%。再一次，我们无法确切解释为什么（甚至是不是）当时的英国经济增长会步向减缓和衰落，虽然学者们的相关讨论异常多。不过，这里的重点并不在于谁在这个成长中的世界经济里面进步得较多、较快，而是其整体性的全球成长。

至于康德拉季耶夫的循环理论——称它为严格的“周期”乃是以假设为论据的狡辩——的确提出了有关资本主义时代经济增长的性质问题，或者，如某些学者所主张的，关于任何世界经济增长的问题。不幸的是：直到目前，尚没有任何关于经济自信和经济不安这种奇异轮换（它们共同形成了大约半个世纪的“周期”）的理论，能广为大家接受。其中堪称最有名且最好的理论是熊彼特（Josef Alois Schumpeter，1883—1950）提出的。熊氏将每一次的“下降趋势”和一组经济“创新”的利润潜力耗竭紧紧联系在一起，再将新的上扬与新的一组创新紧紧联系在一起；这些创新主要（但不仅是）是技术性的，其潜力都有耗竭的一天。因而，作为经济增长中“领先部分”的新工业（例如第一次工业革命中的棉纺业和19世纪40年代之后的铁路），如同过去一样，会成为将世界经济由它暂时陷入的困境中拉出来的机器。这个理论似乎相当可信，因为自18世纪80年代起，每一个长期的上扬阶段确实都与新的而且越来越在技术上富有革命性的工业有关：这在20世纪70年代之前那个25年的繁荣时期表现得尤为明显，那段时期可以说是这类全球性经济繁荣时期中最不寻常的。对19世纪90年代后期的高潮而言，其问题在于：这一时期的创新工业——广泛地说，包括化学和电气工业，以及与即将和蒸汽机展开激烈竞争的新能源有关的工业——似乎还没有足够的影响力可以支配世界经济活动。简而言之，由于我们无法充分解释这些问题，所以康德拉季耶夫的周期理论并不能帮我们多少忙。它顶多是让我们可以宣称：本书所论时期涵盖了一个“康德拉季耶夫周期”。但这件事本身也不足为奇，因为一个整体性的全球经济现代史，很容易落入这个模式。

然而，康德拉季耶夫的分析有一点是必然与世界经济迅速“全球化”时期密切相关的，即世界上的工业部分（因继续不断的生产革命而成长）和世界农业产量（其增长主要是由于新生产地带，或新近成为专门从事出口生产地带的不连续开发）之间的关系。1910—1913年间，西方世界可供消费的小麦产量，几乎是19世纪70年代平均数的两倍。但是，这项增加大半来自少数几个国家：美国、加拿大、阿根廷和澳大利亚，以及欧洲的俄国、罗马尼亚和匈牙利。西欧（法国、德国、英国、比利时、荷兰、斯堪的纳维亚）农业产量的增长，只占新供应量的10%—15%。因此，即使我们忘却了像毁灭澳大利亚半数绵羊的八年大旱（1895—1902年），以及1892年后危害美国棉花的棉铃象甲虫（boll-weevil）害，世界农业增长率在最初的跃进之后趋向缓慢，似乎也是不足为奇的。再者，“贸易条件”往往也对农业有利而不利于工业，也就是说：农夫在购买工业产品上所花的钱比较少或绝对少，而工业花在购买农产品上面的钱比较多或绝对多。

有人认为这种贸易条件的转变，可以解释1873—1896年间的物价下跌，以及自那以后一直到1914年乃至1914年以后的物价显著上升。可以确定的一点是：贸易条件的这种改变，会对工业生产的成本造成压力，因而也对其可图的利润造成压力。对这个美好时代的“美好事物”而言，可谓幸运的是，当时的经济结构允许将利润所受到的压力推到工人身上。实质工资的迅速增长是“大萧条”时期的特征之一，现在显然慢了下来。1899—1913年间，英国、法国的实质工资事实上还下降了。1914年前那几年，社会上之所以充满紧张气氛甚至爆发冲突，部分便是由于这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