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地球上最后一丝最美好的希望走向第二次美国革命（第3/11页）

地图4 自由州和蓄奴州人口地图

1830年后，新涌入的移民加上人口的自然增长，使得美国的总人口以每年约3.5%的速度增长。1840—1850年，仅仅是移民就带来了175万的人口增长；随后的十年里，又有超过250万移民到达美国。到1860年，除去土著部落不算，美国人口已经接近3200万，其中有超过10%，即近400万的奴隶。这些人口分布在33个州里（见地图4）。1820年后，密苏里（1821年）、阿肯色（1836年）、密歇根（1837年）、佛罗里达和得克萨斯（1845年）、艾奥瓦（1846年）、威斯康星（1848年）、加利福尼亚（1850年）、明尼苏达（1858年）和俄勒冈（1859年）陆续加入了原来的23个州。许多新加入的州都位于西部地区的阿巴拉契亚—阿勒格尼山脉以西地区。事实上，到1860年时，超过一半的美国人口都居住在西部地区，而其他地区的居民也在打量着这个地区。

美国人口的这种急剧增长可能连麦迪逊自己都没有预料到，同时也给这个在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诸多方面都还没有站稳脚跟的国家带来了一系列新问题。美国政府于1787年颁布《西北法令》，试图对西进运动中以自由白人为主的人口施以一定程度的管束。但美国人口不仅在向西北地区扩张，也在向其他地区迁徙。因此，美国政府又在1790年颁布了《西南法令》，这部鲜有人知的法令主要覆盖西南部的今田纳西州地区。它与三年前的《西北法令》几乎完全一样，却传达了截然不同的信息，只因为存在一个细微的差别：《西南法令》没有禁止奴隶制。18世纪的这两部土地法令实际上开启了两个平行的扩张过程：一个是注重自由的向北部扩张的过程，另一个则是希望扩展奴隶制的向南部扩张的过程。这两个平行过程将永不会交叠。

这些矛盾的进程表明了美国早期在许多重要方面都缺乏民族主义，至少没有一种凝聚的民族主义。与联邦党的期待相反，共和制建立初期的美国人在社会凝聚力上的表现更符合反联邦党的设想。美国土地上的人们期望的是一种仅限于白人的平等主义，其社会流动性远低于地理流动性，也无法像地理范围那样实现均分。真正能够得到均分的是观点：在18世纪晚期和19世纪早期，政治与宗教观点都通过报纸、书籍、宣传册和杂志得到了广泛的传播与讨论。

在这方面，美国人情况良好，识字率高于某些欧洲国家。据估计，独立战争时期的新英格兰地区约有90%的成年人有一定的文化程度。在这一时期涌现了各类的民间结社，也就不足为奇。这些团体组织包括私人结社、职业协会（图24）、宗教结社以及越来越多的政治结社。这些政治结社里的成员对于市镇选民大会和酒馆辩论已经非常熟悉，寻求从区域层面解决美国当务之急的问题。

这种结社的迫切要求正是美国社会的一个特征。法国历史学家、政治家亚历克斯·德·托克维尔（Alexis de Tocqueville）赴美国考察后写下了《论美国的民主》（Democracy in America，1835年出版第一卷，1840年出版第二卷），指出美国人不仅倾向于组织“工商团体”，还倾向于建立“其他成千上万的团体，既有宗教团体，又有道德团体；既有十分严肃的团体，又有非常无聊的团体；既有非常一般的团体，又有非常特殊的团体；既有规模庞大的团体，又有规模甚小的团体”。他观察到，美国人“为了举行庆典，创办神学院，开设旅店，建立教堂，销售图书”都要“组织一个团体”。在托克维尔看来，这种“结社的原则”正是民主的一个重要成分，而其冒险之处在于他们“如不学会自发地互助，就将全都陷入无能为力的状态”。“要是人类打算继续做文明人，”他强调指出，“那就要使结社的艺术与身份平等的扩大同比发展和完善。”[7]

这种想法对美国人而言并不陌生。尽管许多兄弟组织和结社都在共和制建立的初期才开始创办，但有一些结社，尤其是会员制图书馆和阅览室，在殖民时期就已经存在。其中最早的是本杰明·富兰克林于1731年在费城创办的费城图书馆公司，其他大多数州里也都有类似结社，包括罗得岛州纽波特的雷德伍德图书馆和阅览室（1747年）、波士顿阅览室（1807年），以及1812年创立于马萨诸塞州伍斯特的美国古文物学会。这些机构当中有些是基于当时已有的社会和文化网络创立（例如费城图书馆公司即为富兰克林和身边好友共同创办而成），并且其中很多至今仍然存在。另外一些机构则完全是由一群来自不同领域的个体合作创办，这些人志趣相投，致力于推动教育和知识的进步。

图24 《马萨诸塞技工协会》（日期不详，雕工塞缪尔·希尔，1766？—1804年）。马萨诸塞技工协会是美国早期职业兄弟社团之一，也是工会的前身。技工协会的建立不仅表明新国家有了更多的工作机会，也进一步认可了工人在共和国的成功中发挥的作用。这种协会不屈从于精英阶层，认为工作是一种美德，强调民主社会中的工人享有经济、社会和政治独立。图中为木匠纳撒内尔·布拉德利1800年的入会证明。图中不仅在顶部融入了国家形象（鹰），也在底部中间位置绘制了勤劳的蜂巢，让人想到大印章和印章上的箴言。这幅图传达的信息是技工发挥各自的技术特长，美国将会成为一个富饶之国（两位女性两侧装满花果及谷穗的羊角状物即在强调这点）。图中的共济会图像也是当时比较普遍的，当时许多的美国城市里都有共济会社，大多数的共济会纲领符号都可以在国家性的图像中看到。由美国国会图书馆印刷品与照片部友情提供（LC-USZ62-33263）。

例如，南卡罗来纳州的查尔斯顿图书馆协会正是在1748年由几名商人、一名教师、一名印刷工、一名酿酒商、一名律师、一名种植园主和一名假发商共同创办。1762年，该协会将自己的职能描述为促进会员的学习，其会员“渴望习得英国的仁爱与勤勉，渴望传播英国在艺术上的进展，以此来证明自己对于祖国的价值”。独立革命之后，人们几乎已经不再拥有这种学习动机，不过当时那个社会背后的推动力还是提供了一些线索，让我们得以推断在18世纪晚期和19世纪早期，是什么因素影响了这些自我文化提升的行动。

美洲还在殖民统治时期时，查尔斯顿图书馆协会会员就曾以“粗野无知、赤身裸体的印第安人”及其“野蛮性情”为例，指出任何没有准备好向公民灌输知识和艺术的社会都可能会面临这种威胁。他们深信出版物能够发挥预防作用，“消除这种可能降临的邪恶”，“防止我们的子孙后代陷入类似的境地”[8]，而该图书馆协会的创办正是出于此种考虑。到共和制建立初期，这种“土著化”的风险也许已经降低，但取而代之的却是另外一种威胁：来自英国的知识、文学体系的牵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