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地球上最后一丝最美好的希望走向第二次美国革命（第4/11页）

这将会成为美国人长久关心的问题。诺厄·韦伯斯特将这个问题通俗化，便利地提供了部分解决方案，先后出版了拼写课本和韦氏词典（1806年）。詹姆斯·威尔逊说服宾夕法尼亚批准宪法的时候，也强调美国的“国家重要性”可能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文学发展上的领先地位”。然而英国作家、教士悉尼·史密斯（Sydney Smith）曾在1820年发问：“四海之内，有谁会读美国书？”面对英国评论家的嗤笑，美国人只能畏缩不语。但美国的首位超验主义思想家拉尔夫·沃尔多·爱默生（Ralph Waldo Emerson）在1837年的一次演讲中指出：“我们依赖旁人、师从他国的长期学徒时代即将结束。”这次演讲后来有时也被称为“美国文学史上的《独立宣言》”。十年之后，著名记者、评论家玛格丽特·富勒（Margaret Fuller）却又给出了不这么乐观的说法。她评论说，尽管“我们在政治上独立存在”，但“我们在文学艺术上与欧洲的关系仍然和殖民时期一样”[9]。

民间结社和文学社团都在努力让这个新国家摆脱殖民时期的阴影。从这种意义上讲，这些结社为促进民族主义的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它们实质上都是民主辩论团体。那些志趣相投的美国人，都带着自己的追求——不管是职业追求还是政治追求、实践追求还是娱乐追求、当地追求还是国家追求——聚集在一起。但这种“结社的原则”也不是完全积极正面的：它既能带来团结也能造成分裂，既能巩固这个国家也能破坏这个国家。美国人通过许多的自发结社行为创造了一种反联邦制理念，同时也对美国的联邦制建国之本发出质疑。更多相关的重要原则开始形成、巩固，这些凝聚在政治、改革和地区等议题上的原则给美国带来了许多问题。

一开始，美国的政府管理只有一种政治视角，即联邦党人的政治观。尽管反对联邦党执政的声音的确存在，但还没有形成另一派政党。最初，政治和民族感情都凝聚在美国第一任总统乔治·华盛顿身上，而构建有效的行政制度和可行的经济纲领的担子都落在——或者更确切地说，是攥在——华盛顿的前副官、后来的财政部长亚历山大·汉密尔顿手中。汉密尔顿的《关于公共信用的报告》（1790年）和《关于制造业的报告》（1791年）虽然在观点上没有《独立宣言》或者《宪法》那么鼓舞人心，却也至少巩固了后者的成果。他提出的经济政策强调征收关税来保护新国家的新兴工业和贸易发展，为内部——主要是交通运输——的发展提供保障，这些观点也为后来19世纪30年代的重商主义“美国体系”（American System）打下了基础。

但也有一些人对汉密尔顿的观点持异议，其中以杰斐逊尤甚。汉密尔顿建立国家银行的法案得到批准后，杰斐逊即向国会请辞。1785—1789年，杰斐逊担任驻法大使，因而未曾参与制宪的辩论，但这并不妨碍他对美国的发展方向表达自己鲜明的观点。汉密尔顿从较为实际的角度出发，认为关税、内部地产增值、银行这些现金交易关系对于共和国的发展至关重要。但杰斐逊理想中的共和国是一个由自耕农组成的社会，独立——或者在某些情况下用奴隶，虽然杰斐逊从未提出这一点——在各自的土地上耕作，而不必受汉密尔顿所提出的现金交易关系的牵制。和反联邦党人士的关切一样，杰斐逊担心汉密尔顿的各项措施会让这个新国家很快又重返旧世界，而它曾为逃离那个旧世界奋斗了如此之久。

杰斐逊在写给麦迪逊的一封信里概述了自己的观点，指出“我认为只要我们的政府以农立国，就能够在千百年里永葆良知”，但又警告说这种观点“只有在美国各处都还有空地之时”才成立。“如果美国人也像欧洲人那样挤在大城市里，”他告诫道，“美国政府就会变得和欧洲政府一样腐败。”正如他劝告华盛顿时所说，农业是美国“最明智的追求，因为它最终会在最大程度上带来真正的财富、美德和快乐”。杰斐逊当时刚从大革命时期的法国回来，却持有这种以农业发展为主的想法，自然让汉密尔顿震惊不已。汉密尔顿认为杰斐逊提倡的做法更可能导致国家破产，他相信美国的金融未来远非仅仅依赖土地耕作，而是取决于工商业、城市的发展和市场的扩大，这些又都是在国会的掌控之下。[10]

这种意识形态上的裂痕导致了美国史上首个政治反对党派的出现，即由杰斐逊的支持者建立的民主共和党（他们自称共和党，反对者则称其为民主党）。汉密尔顿的政策原本旨在团结联邦，现在却反倒将北部地区工商业的利益与南部地区蓄奴种植园和农场的利益更明显地区分开来，区别形成了不同的政治观点。这对共和国来说本没有造成威胁，但在接下来的几年里，其他的力量却共同作用，缩小了两党之间的差距、深化了两党之间的分歧。汉密尔顿和杰斐逊之间的冲突，即联邦党和共和党之间的冲突，不仅体现了共和国建立初期美国人关注的议题，也代表了美国在19世纪需要解决的一些长期分歧：贵族统治与民主治理的分歧，工业化与农业化的分歧，中央集权与州权的分歧。任何一项分歧都可能会让这个刚刚建立起来的国家分崩离析。

华盛顿当然无法预见到如何才能解决这些矛盾，但身为总统的他和担任大陆军总司令时一样敏锐地意识到，为了国家安全和社会安定，亟须促进民族团结。他在离职前向帕特里克·亨利强调指出，自己的“热望和目标是……避免美国与其他任何国家建立政治联系，确保美国独立于其他任何国家，也不受其他任何国家的影响”。“总而言之，”他宣称，“我希望树立一种美国品格，能让欧洲强国相信我们是为自己、而不是为别人行动。”[11]

1796年，华盛顿在连任两届总统之后拒绝连任第三届，也设下了总统任职不超过两届的先例。后来的美国总统不管情愿与否，大多遵循了这个先例，只有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的富兰克林·罗斯福（Franklin D. Roosevelt）除外。事实上，华盛顿甚至都没有计划连任第二届，但杰斐逊和汉密尔顿都向他指出当时的地区分歧已经显而易见，说服他留任。“整个联邦的信心都凝聚在您身上，”杰斐逊劝告他，“只要有您在，北方与南方就仍然能够同心协力。”在这个问题上，汉密尔顿与杰斐逊的想法一致。“我们一致认为，”他告诉华盛顿，“您若拒绝连任，将会是这个国家在现阶段可能遭遇的最大的不幸。”[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