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地球上最后一丝最美好的希望走向第二次美国革命（第6/11页）

1791年，黑人领袖弗朗索瓦·多米尼克·杜桑·卢维图尔（François Dominique Toussaint L'ouverture）在圣多曼格岛领导奴隶起义。1804年，其属下宣布成立海地国。对美国的奴隶主而言，这不是什么令人愉快的消息。海地革命长达13年的血战向美国传达了明确的信息，让美国认识到奴隶制正在日益遭到废奴主义者（既有白人也有黑人）和奴隶的抨击，想要在这种情况下维持奴隶社会注定是一个危险之举。圣多曼格岛的事件和19世纪早期加勒比其他地区的事件——巴巴多斯复活节起义（1816年）和德梅拉拉起义（1823年）——让美国的奴隶主心神不宁，他们已经意识到，自己社会中的奴隶制也可能遭到暴力推翻。

然而，在美国独立之后的几十年里，奴隶制在南部各州经济社会发展中的作用却愈加重要。英国和新英格兰地区纺织业的发展造成全球对棉花的需求急剧增加，为美国南部的棉花种植扩大了市场。1793年伊莱·惠特尼（Elis Whitney）发明了轧棉机，能从棉籽上成功分离出短的棉纤维，这项技术革新使得扩大棉花种植面积成为可能。因此，与北部地区奴隶数量的减少不同，亚拉巴马州、佐治亚州、路易斯安那州和南卡罗来纳等南部各州迎来了奴隶数量的剧增。1810—1860年，佐治亚州的奴隶人口增长了三倍，南卡罗来纳州和肯塔基州的奴隶人口增长了超过一倍，而亚拉巴马州的奴隶人口几乎增长到原来的十倍。在此之前，奴隶进出口贸易早已停止，因此这种奴隶人口的增长完全是美国内部奴隶贸易飞速发展的结果。莱克星顿、肯塔基、新奥尔良和纳齐兹等南部城镇的奴隶市场（图25），先前是从非洲和英属加勒比地区购入奴隶，如今则是从弗吉尼亚州和马里兰等南方偏北地区向最南部地区倒卖奴隶。

图25 《南方的一场奴隶拍卖》，为西奥多·戴维斯绘制的草图，发表在1861年7月13日的《哈泼斯周刊》上。由美国国会图书馆印刷品与照片部友情提供（LC-USZ62-2582）。

毫无疑问，这种倒卖贸易是有利可图的。终止奴隶进出口贸易只是提高了美国本土奴隶的价格。在19世纪30年代，一个“种田能手”即健康的成年男性奴隶价值约500美元。到了50年代，其市场价几乎已经达到原来的三四倍。美国内战前夕的内部奴隶贸易每年转卖的奴隶约有8万、贸易额约6000万美元。当然，这种贸易的真实成本的支付者其实正是奴隶自身，他们困在这种尤其令人揪心的变相现金交易关系之中，而汉密尔顿曾经是那么的相信这种关系。遭到转卖的奴隶往往不得不与家人和朋友分开，最残忍的情况是被迫与伴侣和孩子分开。他们要么被蒸汽船运往南方，要么被绑成“一队”，在武装警卫的押送下被迫行进漫长的路程，沿着连接纳齐兹、密西西比、纳什维尔和田纳西的纳齐兹古道一路向南。

这些奴隶从偏北地区规模较小的奴隶园被倒卖到密西西比州这类最南部地区严苛无情的大型奴隶种植园，在路上遭受了极大的痛苦。威廉·威尔斯·布朗（William Wells Brown）是一名出生在肯塔基州的奴隶，他逃到北方获得自由，摆脱为奴的命运，历经风雨，终于成为一名出色的废奴主义演说家、作家。他在书中描述了奴隶运送的残忍过程。当时的人们对此司空见惯，少有关注，但在如今看来，其残忍程度却会让整个美国感到不安。布朗目睹“奴隶被装在一艘南方蒸汽船上，驶向棉花或蔗糖种植园地区”。他回忆说，“尽管那些奴隶每走一步，锁链都哐当作响”，所有人，“甚至那些乘客”都不会注意到他们。布朗从亲身经历的角度记述了奴隶贩卖的细节，如老奴隶的头发被染黑以在未来买家面前显得年轻些，同时又从个人的角度出发描述了他们悲惨的倒卖经历，因此他这本回忆录读来令人毛骨悚然。他还特别讲到有一次在船上，“一个女人被迫离开丈夫和孩子，不想再活在人世，在灵魂的痛苦之中跳船自杀，淹死在河里”。因此，奴隶将那些倒卖者称为“驱魂者”。[16]

布朗的著名自传《威廉·威尔斯·布朗的记事：一个逃亡的奴隶》于1847年由波士顿反奴隶制协会出版。这本书的前言里写道，在奴隶制问题上，布朗“是局内人，他进入过奴隶制的密室，他的灵魂上留下了奴隶制烙铁的烙印”。这块烙铁也在很大程度上给美国的灵魂留下了烙印。正如一些社会学家敏锐指出的那样，对于那些当事者奴隶而言，奴隶制是一种“社会性死亡”[17]。奴隶制影响的不仅是奴隶，还有美国的自由黑人社会以及白人社会。奴隶制是一种非常复杂的社会体制，远非南部种植园的白人奴隶主对黑人劳动力进行剥削这么简单，而是美国经济社会结构中的一个组成部分。

尽管有些北方人的确试图伪称奴隶制是南方“特有的体制”（这里的“特有”仅指南方专有，并非指其特殊），但从全国范围来看，这么说只是自欺欺人。正如一个南方人所说的那样，“一个国家的财富和权力史就是奴隶作为商品的历史”[18]。美国也不例外。在美国人购买的商品、交易的货物、饮用的咖啡里，奴隶制都无处不在。在爱默生看来，这一点显而易见，他在1844年纪念英属西印度群岛废除奴隶制的一次演讲中指出，美国是奴隶制的同谋。鉴于非洲“很遥远”，他问道：“即使在非洲海岸制造些不愉快的场景又有什么要紧？”在美国国内，北方的那些人可以避开奴隶制的现实，至少如果“有人提到杀人、疯狂、通奸或是非人的折磨”，美国人仅仅会“把教堂里的钟敲得更响”。只要奴隶生产的糖、咖啡和烟草“品质卓越，便没有人会尝出里面的血腥味”。[19]

然而，早在19世纪的第二个十年里，那些在北方掩盖奴隶制现实的教堂钟声就在南方以及国会发出了更响亮刺耳的声响。当时的各种关切使得美国愈加难以继续避开1787年的制宪会议留下来的优柔寡断。在奴隶制问题上，杰斐逊曾指出美国“虽然揪住了狼耳朵，却没法完全抓住它，也没法安全地放它走”。关于奴隶制的探讨不断涌现，而其中有相当一部分人就像杰斐逊一样试图保持平衡，想要在他们理想中的自由追求与生活中的奴隶现实之间保持中立。

美国的扩张让这个问题变得更加严重。麦迪逊像杰斐逊1803年时那样扩张了国土面积，但这并没有如他所愿带来稳定。这么广阔的新土地是否应该蓄奴？国会，尤其是参议院里自由州和蓄奴州代表人数是否应该继续保持平衡？在19世纪的前几十年里，这一问题的解决更多是依靠运气而非理性的判断。最新加入的六个州里，有三个（俄亥俄州、印第安纳州和伊利诺伊州）位于《西北土地法令》管辖范围内，属于自由州；另外三个（路易斯安那州、密西西比州和亚拉巴马州）位于南方，是蓄奴州。但是在1819年，以南方人口为主、拥有10%奴隶人口的密苏里地区申请加入联邦时，原有的平衡就遭到了威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