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章 变革中的疆域原子能时代的美国（第6/10页）

1949年，美国失去了原子弹的垄断地位，与此同时，中国共产党赢得了国共内战的胜利，这导致美国在复杂的冷战格局中更加危机四伏。从国际角度来看，美国、加拿大和西欧国家成立了北大西洋公约组织，为其成员国提供了某种意义上的互相保护，但对美国来说，保障外部安全只是打赢冷战的一个方面。从美国国内来看，虽然人们认为共产主义会威胁到美国身份认同的根基，但事实上，更能牵制美国的似乎是核威胁。二战结束后，随着美国朝着更强调包容性的公民国家主义的信条前进，很多美国人不再害怕外来者的威胁，反而开始担忧那些业已成为美国公民的人们；简言之，美国人对“内部的敌人”感到特别困扰（并且到今天在某些方面仍然如此）。这就导致了50年代新的“红色恐怖”的出现，它比起一战后的红色恐怖更加极端也更加充满矛盾，从长远来看，明显受到共产主义威胁的美国自由也会因此遭受更大的破坏。

从第二次“红色恐怖”中可以很明显看出第一次的影子，但其所处的社会背景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二战结束后，没有一位总统能像当年的沃伦·哈定那样对美国做出恢复“常态”的承诺，杜鲁门也没有做出尝试。事实上，杜鲁门在1947年3月已经发表了他的“遏制政策”演说，宣布启动联邦雇员忠诚计划，阻碍共产党人及其支持者进入政府部门工作，这当中传达的政治风向十分明显。在自由列车的旅程中，自由宣誓仅仅是自由列车体验活动中一项带有娱乐和教育性质的活动，但效忠宣誓却成为美国人生活中非常重要的部分。美国人以前也有过类似的宣誓经历，但只是在武装冲突的战争时期。而这种宣誓出现在冷战之中，就表明美国真正展开了一场看不到尽头的战争。有战争，就会有人员伤亡。杜鲁门的9835号总统令发起了对联邦雇员的“忠诚度调查”，令几百人失去了工作。这个数目并没有多么惊人，因为总共被调查的人数超过400万。不过，“忠诚度调查”造成了广泛的负面影响，这才是它带来的最严重的伤害。

图60 照片展现了1945年8月9日长崎原子弹爆炸的景象。1945年之后，核试验也并未停止，最著名的核试验发生在1946—1958年的马绍尔群岛比基尼环礁。二战之后几十年间，核威胁给这个世界造成的阴影如何评价也不过分；直到21世纪“反恐战争”的背景下，核威胁才成为了一种低层次的威胁。在当时的文艺界，内维尔·舒特针对这种威胁创作了末日小说《海滩上》（1957年），这部小说又在1959年被改编为电影，由弗莱德·阿斯泰尔和阿娃·加德纳主演。当然，最著名的还要算斯坦利在1964年导演的讽刺电影《奇爱博士》。这一主题的文学作品可以一直追溯到19世纪末放射线被发现之时，罗伯特·克罗米的小说《世界末日》（1895年）以及此后许多的小说和电影。在这些作品中，核毁灭要么本身就是一种威胁，要么就是在隐喻现代世界中的焦虑感。不过，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核恐惧却不是什么隐喻，借用T.S.艾略特的诗句来讲，人们切实担心这个世界结束的方式并非郁郁而终，而是顷刻间轰然落幕。

1938年的“众议院非美活动调查委员会”原本是为了阻止纳粹对美国社会的渗透成立的。在冷战期间，这个委员会将注意力转向了共产主义的威胁，并且获得了埃德加·胡佛（J. Edgar Hoover）领导的美国联邦调查局的鼎力支持，以及负责美国国际安全事务的中央情报局、国家安全委员会等新成立的机构的支持。该委员会的成员既然肩负着探寻危险来源的职责，也就不可避免地找到了危险所在。不仅如此，在这一过程中，他们还制造了全国范围内反对共产主义的狂热情绪。1950年初，威斯康星州共和党参议员约瑟夫·麦卡锡（Joseph R. McCarthy）宣布，他有一份为美国国务院工作的共产主义支持者名单，总计约200人，这一反共运动因此被冠以“麦卡锡主义”

（McCarthyism）之名。实际上，这份名单从未具体公布，但人们对于共产主义可能颠覆美国民主政府的恐惧却进一步加深。当然，不是说颠覆的风险并不存在；的确存在着这样的风险，但却不会像联邦调查局和“非美活动调查委员会”在调查听证中所说的那样，在大学宿舍或好莱坞电影业集中存在。

1949—1950年间，美国前国务院政要官员阿尔杰·希斯（Alger Hiss）被指控为共产主义间谍并接受（两次）审判，反共产主义由此成为战后美国的一种文化和政治力量。希斯最终因伪证罪被判刑五年，但真正引起美国和全世界关注的还是希斯被指控的过程。正如知名记者阿利斯泰尔·库克（Alistair Cooke）在《被审判的一代》（A Generation on Trial，1951年）这本书中所言，希斯案件具有典型性，其审判过程引人关注，审判结果也让人觉得不祥。而希斯到底是否有罪这一点随着英国科学家克劳斯·富克博士因向苏联泄露核机密被抓而变得更加争论未决。克劳斯·富克（Klaus Fuch）博士的招供导致了朱利叶斯·罗森伯格和埃塞尔·罗森伯格夫妇（Julius and Ethel Rosenberg）被捕，并且被定罪为间谍共谋罪而处以死刑。由于当时定罪的证据存在争议，这起案件成为可能是史上最臭名昭著的一起反共定罪案。二战期间，英美联合发起了维诺那计划，合作进行秘密情报的破译工作，旨在拦截和抵御苏联的威胁。但事实上，根据维诺那计划披露，朱利叶斯·罗森伯格的确从事了间谍活动，向苏联泄露了核机密。

秘密情报工作的问题就在于它倾向在事实缺席的情况下煽动公众的恐惧，在没有证据的情况下鼓励公众的偏执。而20世纪50年代的美国无需鼓动，就已经拥有了足够的恐惧和偏执。毫无疑问，在原子弹研究的问题上，苏联人的确危及美国的安全，但麦卡锡在美国联邦调查局的帮助下，将（也许是不可避免的）苏联间谍活动造成的威胁上升为美国内部普遍的颠覆破坏行为，还把这种潜在的颠覆与自由派左翼联系在一起，最终导致了弥漫全国的恐惧。这个过程成功地混淆了间谍和颠覆的区别，并且制造了笼罩战后美国的恐惧气氛，被加拿大政治学家雷吉·惠特克（Reg Whitaker）称为“冷战魔力”。

当然，这并不是美国第一次经历“红色恐怖”，早在19世纪就出现过“偏执狂风格”的各种颜色的恐怖，但在20世纪50年代，这种现象被扩大了：伴随红色恐怖而来的还有粉红恐怖、淡紫色恐怖和黑色恐怖，后三种恐怖分别引发了争取妇女权利、同性恋权利和非裔美国人权利的运动。对这些运动而言，冷战或许并不是唯一的催化剂，因为50年代不仅弥漫着对于被颠覆的恐惧，还有对“大政府”的再度批判的声音和罗斯福新政反对者对社会主义国家危险性的警告。1950年，照明电力公司在《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上刊登了一则广告，提示读者警惕其所称的“这种朝向社会主义政府的行动”。在这则广告中，一个年轻男孩手捧四件象征“四大自由”的物品：一本圣经、一把钥匙、一支铅笔和一张选票单，通过这四样物品美国人也许能够抵抗那些威胁到他们自由的力量。不过，其中那把钥匙究竟象征着关闭一扇门，还是打开一扇门，就无从得知了。